第1章 一个年轻投资者的自白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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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我曾是德莫普利斯“国际钥匙俱乐部”（Key Club International）<sup><a id="ch7" href="#ch7-back">[7]</a></sup>的重要铁杆会员，7作为国际同济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导的服务机构。直到1976年，“国际钥匙俱乐部”的会员仍然仅限于男生。
就像很多人刚毕业时茫然失措那样，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对市场的探险始于1964年春天，那时我即将从耶鲁大学毕业。就像当年前往常春藤联盟<sup><a id="ch6" href="#ch6-back">[6]</a></sup>那样，我毫不犹豫地前往华尔街探险。
我先后收到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然我还花了不少工夫申请了医学院，并在到底何去何从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与热忱。不过，我最想做的就是旅游。孩提时代，我非常喜欢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书中匹克威克俱乐部里的绅士们和他们的流浪冒险精神可能对日后我实现环球旅行产生了一些影响。
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如何照亮我们前进的路以及一个人该如何为未来进行自我教育？在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资领域追求冒险的过程中，教会我成长的经验与见解。追寻那条引领我从“黑带”走向地球另一端的东南亚花园城市，这场始于儿时家乡后院的人生旅程。
我很有自知之明，虽然只有21岁，但明白一切终将过去。从南部乡村亚拉巴马到离家千里之外高雅的康涅狄格常春藤学校，耶鲁大学已成为我教育背景中最卓越的一部分，它开阔了我的视野，令我受益良多。
让我们铭记卡桑德拉，尽管这位特洛伊公主有关“城外木马是希腊人的圈套”的预言并不受人待见，但最终这一预言仍不幸言中。
正如吉卜林在《英国国旗》中所写的：“他们对英国的了解只有英格兰知道？”在耶鲁时，我常常感觉和周围很多人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出国旅行过。我的激情在于能一直了解和更多地看世界。记得16岁那年，我曾向女友珍妮特·柯丽表示过这种热望，“我已经16岁了，”我哀叹道，“可我哪儿都没去过！”对此珍妮特也只能表示同情。她说：“我16岁了，但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去过伯明翰，去过莫比尔港，去过蒙哥马利、塔斯卡卢萨……”
研究历史变量时，套用一个简单的假设，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我很欣赏另一位伟大的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爱因斯坦所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对于宇宙是否无限，我还不太确信。”
出于开阔视野的冲动，临毕业时我申请了很多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当一些大公司来耶鲁大学举行校园招聘会时，我已经收到了一份由耶鲁大学授予的学术奖学金——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学。这是我出国的好机会。它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为期两年的附带福利，即我可以推迟决定最终的选择。我记得当时跟那些公司的招聘人员讲，我最需要的是一份暑期短工。
20世纪50～70年代，在大牛市前，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死气沉沉。如今，历史又将重演。全球金融格局将重新洗牌，那些如《圣经·约书亚记》<sup><a id="ch5" href="#ch5-back">[5]</a></sup>中所说的“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作劈柴挑水的人”现在将成为地球新的主人。
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Dominick＆Dominick Inc.）是美国一家老牌私营投资公司，该公司来耶鲁大学招收了大量的毕业生。像其他耶鲁常春藤的毕业生那样，穿着质地精良、名贵的名校风范行头的我参加了几家公司举行的校园招聘会。除了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外，其他一无所获。我和这家公司的招聘官乔·卡西奥蒂（Joe Cacciotti）一见如故。他从小在纽约北部的贫民区<sup><a id="ch10" href="#ch10-back">[10]</a></sup>长大，后来去了哈佛大学。我从小在亚拉巴马州的偏远小镇长大，然后去了耶鲁大学。除了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正在招募全职员工这一明显的例外，我们之间似乎有很多共同点。
纵观历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不断重复上演。一会儿是金融家们唱主角，一会儿又是那些农场主、矿主、能源供应商甚至伐木的实业家们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