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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王在1716年5月2日颁布的敕令，劳与他的弟弟被授权建立一家银行，共拥有600万里弗的资本，相当于25万英镑。银行有权发行票据，这是以贷款的形式发行的，可以想见其主要借贷者是国家。政府反过来使用票据来支付开销，还清债务。用票据来偿还税赋被宣布是合法的。
由于法国拥有肥沃的土地，因此劳在这里提出一条以更遥远的不动产为基础的变相方案。路易十四寿比南山，在劳到达的前一年才死去。王国的财政状况一片混乱：开支是收入的2倍，国库慢慢折腾空了，农业税收总长及其下属官僚们基本上能为他们贪婪的目的服务。圣西门公爵虽然并不总是一位最可靠的顾问，但是他最近提出建议，用直接的办法来宣布国家破产——否认一切债务，一切从头开始。菲利普(Philippe)，这位奥尔良公爵是年仅7岁的路易十五的摄政王，他基本上一筹莫展，也无法采取措施，此时，劳来了。据说几年前他在一家赌场见到菲利普。菲利普“对这位苏格兰人的金融天赋有着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票据显然不仅可以支付税赋，而且还可以实现所有其他目的。这是因为，劳不仅主张任何银行家若没有足够的上等硬币储备兑现纸币就以杀头论处，而且保证兑现的流通货币所含金属重量是发放纸币日期时的重量。法兰西的国王们根据长期养成的习惯，一直在不停地减少法国货币中的金属含量，依然期待着较少量的金或银发挥较大的作用。因此，劳似乎在防止国王贪污行为方面提供了保证。一时间，与标明同样价值的硬币相比，劳的票据博得了超票面价格。
1716年，劳带着当时甚至有些人认为不可靠的证书来到了法国。劳是苏格兰人，他在逃避英格兰的一起谋杀指控，他在那场决斗中使用非法的手段获胜，以后还要谈到这个细节。他把一大笔遗产挥霍掉以后，在一段时期内靠赌博为生。圣西门(Saint-Simon)公爵的回忆录使我们得知对劳的经营之道的闲言碎语，他是认识劳的少数几位法国贵族之一，他并未因这位熟人而输钱，他说劳“打一手高超过人的好牌，从不作弊，而是靠自己的牌技来赢牌”(这在我看来难以令人置信)。从前在苏格兰、荷兰、意大利，他试图贩卖他的伟大思想，主张银行可根据国家土地证券给借贷者发行票据。这是一种后来以多种形式重现的启迪——直到1923年才重现在德国。但是，劳在缺乏想象力的苏格兰人和荷兰人面前遇到了麻烦。
在最初几个月中，约翰·劳无疑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政府财政状况得以缓解，根据米尔公式，贷给政府的银行票据、政府根据需求支付的银行票据以及贷给私人企业的银行票据，都使价格上涨。在路易之死引起的乐观情绪以及在一切困难面前法国经济自古以来就有持久的生存和改善能力的促动下，上涨的价格带来一股强劲的商业复苏的势头。劳在里昂、拉罗舍尔(La Rochelle)、图尔(Tours)、亚眠(Amiens)和奥尔良等地开办分行；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有了知名度。他的银行成为了一家公开特许的公司——皇家银行。劳若就此罢手，那么他会因为在银行业历史上所做的应有的贡献而留在人们记忆中。股东认购的硬钞资本可以满足任何想要将其票据兑现的人。兑现有了保障，也就没有很多人要兑现了。也许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谁都不会放手不干的。
随着17世纪以来银行业的发展，欣喜感和恐慌感的循环得利于其他条件的发展，其长度大约与人们忘记上次灾难所需的时间相合—— 一代金融天才在声名狼藉中死去，由新的名匠所取代，易于上当或已经上当的人此时确实相信这些新的名匠具有点金术。欣喜感和复苏的循环整整跨越250年才把约翰·劳(John Law)与伯纳德·科恩费尔德(Bernard Cornfelt)联结起来，与美国产权基金公司联结起来。约翰·劳也许比自那时以来的任何其他人都更准确地表述了银行与货币的关系，因此才使人们刮目相看。并且由于在巴黎，他的经营才干独具一种风格和气派，这在更为一般的金融环境中是不会显示出来的。当然，他的这类经营还是有一条十分鲜明的路线的。
最初的贷款和总体票据的发放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成了个人救济的源泉，因而摄政王提议再多发放一部分。如果某事已有收益，则是多多益善。劳只好默认了。根据需求，他还找到一种方式来补充储备，皇家银行用其来支持数量正在增长的票据，表明他没有忘记他最初关于土地银行的主张。他的主张是创建密西西比公司，以开采被视如路易斯安那的地下土的大量黄金矿藏，并带回法国。贸易方面的收益也加入了如此这般获得的黄金之列。1719年初，密西西比公司(西方公司)，即后来的印度公司，在印度、中国(包括中国南海地区)被赋予广泛的贸易特权。此后不久，该公司就有了烟草垄断权，拥有关于硬币和农税区的权力，以此来作为税收的更进一步的来源。
买东西的货币减少，物价就会下降。这种下降对想买货或还债的人来说，也许是迅速的、具有毁灭性的。这就是萧条或恐慌，这就是早期欣喜之感的天然对立物，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下一步便是在市场上把股票投入现在所谓的原始联合大企业。1719年，这种做法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或许为自从那时以来的更为可见、更为可闻，有时甚至更为暴力的反应。想买股票的人群密密麻麻，出售的喧闹声震耳欲聋。交易在奎恩卡波克斯街(Rue Quincampoix)的旧交易所进行[随后又迁到维恩多姆(Vendôme)广场，最后迁到索依索恩斯宾馆(Hôtel Soissons)广场]。邻近财产的价值随着人们愿意接近闹市而骤然猛增。股票价值的增长富有戏剧性。在年初投资几千美元，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就价值数百万美元。如此这般摇身一变的人被称为百万富翁，显然我们有这个有用的法语单词就要归于那一年。随着那一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联合企业股票供给了投资者。
价格的这种增长从公众来看是一种缺陷，抑或对于那些付出而未有所得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如此。对银行来说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存款人或票据持有者有可能同时前来取钱。原始存款人可以取到钱，因为钱依然在此，或是这笔存款的借贷者也可以得到，但两者不能同时都得到。从货币关系来看，银行的奇迹——起到这种作用的创造存款或发行票据的奇迹——悬在一条丝线上。也就是说，存款人或票据持有者必须得少量提取银行应该支付给他们的硬通货。如果一下子全都提取，银行就无法支付。如果银行无力支付的消息传开了，那么，人们就都匆匆赶来取钱。出现这种情况，可用作货币的存款或票据就无法再用了。先来者的存款和票据可以兑现；后到者的存款或票据将一文不值，他们得到的是现在倒闭银行的没有价值的存款或一纸空票据，也就不再是货币了。早期创造货币的奇迹，现在伴随着突然降临的被一笔抹杀的绝望。
与此同时，皇家银行也在稳步增加贷款，也就是票据，贷款以票据的形式被提走。1719年春提走大约1亿美元，到仲夏又多了3亿美元，在1719年的后6个月又抛出8亿美元。
当时，这种解释是十分妥贴的。它说明银行能为货币做什么。可以用原始的硬通货储蓄来提供贷款。因此，出现了可当货币使用的新票据或新储蓄。在商品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价格将上升，货币将会贬值。假如银行贪得无厌或竞争激烈，或兼而有之，借贷者又春风得意，那么贷款和相应的利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存款或票据在数额上就会剧增。价格的增长、货币价值或购买力的降低亦是如此。
可想而知，股票出售为开发路易斯安那的荒芜的原野提供了大笔资金。见鬼！实际上却没有！ 根据与摄政王一起做的有利安排，出售密西西比股票所得收入并没有进入密西西比公司，而是作为贷款支付了法国政府的开支。只有贷款的利息才能用来殖民开发和开采进入皇家银行储备的黄金。简而言之，劳把皇家银行的票据借给了政府(或个人)，后者又将其转给支付政府债务或开销的人们。这些票据随后又被所接受者用来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其中的盈利交给政府用来支付消费，偿还随后用支票购买更多股票的债权人，其盈利更多用来支付政府开销，偿还更多的债权人，就这样持续不断，每次循环都比上一次的规模要大。
货币价值或购买力首先取决于需求和供给……货币供给就是现实流通中所有的货币……反过来，对货币的需求是由上市的全部商品构成的。
给法国政府投资比给路易斯安那沼泽地投资甚至更无吸引力，即投资对象是法国政府而不是路易斯安那，这一点在那一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劳的名字在法语里变成了更为动听的拉斯(情人)，他现在成了全法国最受尊敬的人。他为自己的耳闻目睹所动心，如同金融天才一向会遇到的情况那样，他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经济和社会改革——其中大多是极为敏感的问题。他要求把牧师未开垦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取消磨谷的费用，降低关税，取消对粮食贸易的限制。他开始用贷款和总体票据有系统地资助公共工程和工业。一位感恩戴德的君主抬高了他的身价：他未被与摄政王混为一谈，也不可能与新奥尔良划等号，因此，他成了第一位且是唯一的阿肯萨斯公爵。。1720年1月5日，他的金融天赋终于得以实至名归：他被任命为法国审计总长，但好景不长。
在19世纪中期，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就提出过确定货币价值的因素——货币能买什么，他是用以下几句话来表述的：
毋庸置疑，票据是有问题的。据说1720年初，德·孔蒂(de Conti)王子因未能买到自己认为价格适宜的股票而恼火，因此，就送皇家银行一札票据，要求用硬通货兑现。这是一大札票据，运回的金银装满三辆马车。劳求助于摄政王，摄政王命令王子把兑现来的金银的相当一部分送回去。但其他人有洞察秋毫的能力，连忙把劳的票据兑换成金属，再将金属运进英国和荷兰。有一个叫韦马利特的商人“获得了价值近100万美元的金币和银币，他将其装进一位农夫的车内，盖上干草和牛粪。他便穿上一件脏兮兮的长衫，装扮成农夫的模样，驾车把他的宝贝货物平安运抵比利时”。要想重新恢复信心，必须得采取措施。这项措施可谓别出心裁，其中包括强行征用一千余名巴黎贫民窟的各类乞丐，给他们配备铁锹和其他工具，三五成群沿街行进，像是行进在去路易斯安那开采黄金的路上。大家都知道，他们用苦力采来的黄金很快就流回银行来支撑他们的票据。受到充分的部署和炫耀之后，他们被拖向港口。不幸的是，许多人在上船的路上逃跑了——也许是受到鼓励而跑的。与此同时，他们卖掉了工具，很快就被发现又回到原来的住地。巴黎有乞丐而无黄金的消息使皇家银行的投资者和票据持有者感到忐忑不安。现在必须限制用票据兑现硬币了，这是繁荣期已结束的永恒信号。后来，劳采取了另一项更为强硬的措施——他以新职的身份禁止拥有较多的黄金和白银，并把此禁令扩展到珠宝。请来的密探可以分享他们可能探出的任何储存的财宝。与此同时，巴黎银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他们不要债券和票据，而是只要硬通货。1720年7月的一天，人群如此拥挤，以致挤死了15个人，人们传说的就是这样。劳再也不是什么金融天才了，他沦入巴黎一群乌合之众手中。现已知道，那时他们本可以让他命归西天的。摄政王拒他于门外，随之把他驱出法国。他去了威尼斯，“10年中生活相当贫穷，却淡泊宁静，在那里他在信仰天主教中死去，虔诚地接受了教会的圣礼”。
就银行票据而言，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机会，这个机会在美利坚合众国多事之秋的年代中被神奇般地利用了。那就是不给借贷者存款，而是给可用硬通货兑现的票据，这种硬通货是以资本或长期存款形式存放在银行的。有了这张票据，借贷者就可以付款；接受这种付款的人可能不用票据换现金，而是用来作为自己的付款；依此不断循环下去。在此期间返回银行就在原始贷款中得到利息。也许有一天，票据会被返回兑换原始存款的硬通货。但到那时，借贷者就可以用硬通货偿还他的信用。各自皆为心满意足，利息亦为其所得，票据也有可能继续转手，不断往复，永远不返回来兑现。发放的贷款将得到利息，而且将按时得到偿还。同时票据会持续不断地周转，提取发放原始贷款依据的原始硬币的要求不会被提出来。乔治·W.鲍尔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辞去公职，成为华尔街雷曼兄弟大厦的一个合伙人。稍后，有人听到他问：“以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有关银行业的情况呢？”
在法国，劳留下了零散不整的财富、跌落的物价、萧条的商业以及人们对银行和银行业极为持久的怀疑。就票据而言：
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现——如同身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的阿姆斯特丹的自由民众过分顾及自己的需求而胡思乱想他们自己的所需时做出的事——大笔再一挥，是银行的借贷者，而不是原始储蓄者的债权人，将从闲置的原始储蓄中获得一笔贷款。银行从贷款中如此获取的利息并非是一个小数目。告诉原始储蓄者可以如此利用他的储蓄——而且或许因此得到支付。原始储蓄仍可以维持原始储蓄者的贷款。但是，现在又可以从贷款收入中产生一种新储蓄。两种储蓄都可以用来付款，即当货币来使用。货币就是这样被创造了。在银行业发展的最初期，就有了银行可以如此创造货币的发现，有了可以赚得的那份利息。如此丰厚的报酬在哪里等候，哪里的人们就会产生创新的才智。
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法兰西以唱悲歌而著称……街道上回响着歌声……特别是有一首……建议把……(劳的)票据最轻蔑地使用，纸可以这样使用。
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是如此简单，以致无须动脑筋。在涉及十分重要问题的情况下，一个较深奥的秘密似乎仅仅是显出高雅脱俗而已。刚刚提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储蓄，根据主人的指令，在结账时要转入其他银行。(长期以来，这就是银行的私营先行者所提供的一种便利。)储蓄的硬币存放在银行内，大笔一挥就得转入他方，因而也与货币一样有用。
圣西门的安魂曲也值得一读：
就任何生意都与种族相关而论，银行业属于意大利人。其衰落和复苏都出现在意大利，自那时以来，所有的银行家，甚至包括罗斯查尔德(Rothschild )父子或J.波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都没有麦迪父子气派，后者的气派大主要在于他们是罗马教廷的财产代理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银行业办事处被确认为是现代普通商业银行的先驱。波河谷的银行先驱也几乎同样可与之比肩。随着贷款在伦敦的兴起，贷款所在的街道自然而然就以伦巴德家族来命名。
如果真的把一幅密西西比蓝图所产生的海市蜃楼、一家合资公司、一种技术语言、一个骗子用从彼得身上诈取的金钱来支付保尔的方法等，都归于这样一家银行的实际功劳，那么整个产业由于既没有金矿又没有哲学家的宝石，必然在毁灭中结束，使一小撮人富裕起来，而整个民族的其他人全部毁灭。这实际上就是真正发生的事。
货币的鼻祖有三种：制币厂；财经大臣或财政部长，这些是纸币的来源；以及各种各样的银行。按顺序排列，银行仅次于制币厂，但同样也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概念。银行业在罗马时期就已基本存在，随之到中世纪便衰落下来，当时贸易乃冒险之举，借贷与宗教反对高利贷之间发生了冲突。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贸易复苏，宗教反抗也依照世俗而屈从于金钱利益，银行业得以复苏。
从圣西门公爵的进一步的观点来看，劳的银行若不在法国，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好的计划。法兰西民族只是缺乏必要的克制能力。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