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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小的经济学世界里，货币政策的失败虽然得到了充分的承认，却继续反映着不是基本错误而是有趣的偏离正题。教科书和教学仍用精密的语言详细讲述再贴现率、债券、期票和汇票的购买以及销售中的运动会如何增减货币供给，且因此刺激或抑制经济。对货币供给中的运动的探讨变得特别时髦，虽然有关货币积累的内容得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程度的怀疑(马上要提到)。所有这一切中最佳的就是，货币政策不受公共程序中所发生的任何不便之处的干扰。货币政策“……享有财政政策没有的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管理委员会的决定不受国会行动特有的那种繁琐程序的束缚，也不受财政政策通过立法与应用之间的时间差的限制”。
那些为过多疑虑所缠绕的负责人也没有不正常。在1968年初，随着战后繁荣时期进入其第20个年头，总统的经济学家回想着近来的记录，激动不已。他们的观察认为，在过去“成就辉煌的年代”里，“财政和货币政策得到积极而自觉地执行以促进繁荣，这决非一种巧合……”他们补充道，“联邦经济政策再不用等待衰退或严重通货膨胀之后再采取措施。”随之就出现了对谨慎做出的小小让步，但很快便收回了：
但是，这种复苏有许多要归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最得力的宣传，这些年中他是研究货币政策和历史的最勤奋的学者，他是一位虔诚的、讲原则的保守分子，他把货币政策看成是保守信念的关键。它在市场上无须国家的直接干预，省略了对开支和税收的直接管理，更不用提隐含在凯恩斯体系中的巨额预算了。它是一种公式，把政府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回归到更为淳朴的令人神往的过去的世界中去。弗里德曼教授没有原谅联邦储备的错误，也没有低估其作用。相反，他强调这种错误，因此他对过去的不幸和平静不负有责任。只不过这种责任比从前想的要简单得多；弗里德曼又回过头来靠欧文·费雪，认为只需注意费雪方程中的货币数值。“货币储存行为的变化与经济活动、货币收入和价格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货币变化往往有独立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对经济活动变化的反应。”货币供给现在是指货币积累，一向是由(在银行外)流通货币和可用支票提取的银行储备组成的。通过后来的补充和受到继续争论的限制，还包括活期存款，因为这种存款也很容易用来作为开支，而且活期和支票储蓄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如果这些积累得到控制，可以从定量方面根据经济活动的增加而有一个稳定适度的量的增加，那么就完成了经济管理的任务。别的再没什么了。对于这个简单任务来讲，联邦储备这个复杂的决策机构实在没有必要，在各种不同的半正式场合中，弗里德曼教授主张废除联邦储备体系，确切地说，所需要的是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加以遵守的坚定决心。对于在复杂世界中寻找快活的任何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更快活了。弗里德曼教授的主张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是根据需要来罗列的，以服务于作者的目的。(特别应该把货币流通速度中的实质性变化解释清楚。此外，还存在刚刚提到的严重而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该算作货币。)在未来的年度中，弗里德曼教授这个简单得令人瞠目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不会被尝试的，却强有力地支撑着人们怀抱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货币管理的魔术得到解决的希望。悲乎！
哈佛大学的西摩·哈里斯是所有凯恩斯主义传播者中的最勤奋者，也是最得力者之一，1947年，他编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凯恩斯思想的论文。(该系列始于1946年4月22日伦敦《泰晤士报》<i>Times</i>[London]上发表的庄严讣告：“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因心脏病发作，于昨天在苏塞克斯郡(Sussex)菲尔乡(Firle)的梯尔顿村(Titon)逝世。他的逝世使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人。他是一位天才……”)哈里斯把他的论文集取名为《新经济学》，在随后的年度里，这个名称成了公认的凯恩斯思想的代名词。随着肯尼迪执掌权力，美国对新经济学的信仰得以公开承认。在肯尼迪和早期的约翰逊时代，经济总产值稳步上升，由此而来的就业比劳动力增长迅速；结果失业稳步下降。通过适当的直接努力，保持了物价的稳定。这就是新经济学。看来一切正常。
因此，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用形象的比喻就是，把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小火苗变成熊熊燃烧的大火。尼克松的经济学家的天赋就体现在，他们现在要为之提供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人们认为，提起凯恩斯，往往比提起威胁性相对较小的马克思，更能引起否则就会保持沉默的保守势力的反感情绪，更能排除否则就会出现的温和派的默许。虽然凯恩斯的成果得到了承认，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