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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协议中较多内容要归于两位杰出天才的主导作用，两位都在以前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提议。一位当然是凯恩斯，另一位是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利·D.怀特(Harry D.White)。在这两个人中，怀特由于有美国财力做后盾(这对成功必不可少)，可能更有力量。他不懂礼貌，性情暴躁，也像凯恩斯一样傲慢，不久以后他就被指控为共产党的保护者和特务。1948年8月13日，他带着难以控制的轻蔑情绪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回答了指控，只是没有提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能证实的一个事实——假如他是共产党，那么他就不是他们的仆人而是他们的主人。在随后一两天，他也死于心脏病， 此前他曾患过此病。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和怀特之间的协议并不完全等同于所有人之间的协议，却大获成功。
在这些年中赢得超级表演声誉的第二个成果，就是美国政府的一项纯属国内的计划；这就是《1946年就业法》。结果是，专职的经济劝告和指导在联邦政府中被制度化了。这也缘于战时的讨论，一个源头就是经济开发委员会。这个组织把自由派商人和具有凯恩斯气质的经济学家联合起来，成立于战争年代。它是对战后会发生严重经济萧条担心的产物，这种担心会对资本主义的声誉及其使有关商人得到的收益都造成损害。这也是当时其他两个主要商业组织——美国商业协会和美国制造商联合会——应有的名气的结果，它们的名气来自于对经济政策的所有问题采取非常原则的否定态度，即使在一种积极态度本来是符合其会员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经济开发委员会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报告是《就业与市场》，那是在1946年，报告肯定了凯恩斯的论题，但未引用他的名字。该委员会的纲领是由一个多才多艺的伟人比尔兹利·拉姆尔制订的，目的是只有经济在充分就业水平或大约在此水平运转时，才要求联邦预算按所有著名规则来达到平衡。这就不可避免地推论出来，但并非直接提及，赤字财政成了处理失业的适当的政策。这在语意学中属于一个微妙的练习。这对当时的商业组织来说，是需要大量的勇气来表明观点的。但经济开发委员会很快不再犯规了。
会议不得不超过原定的时间，给为战时第一季度预订好房间的旅馆带来很大不便，关于所提议的两个组织的许多异常复杂的技术细节问题最终达成了协议，这多亏许多与会者对所讨论的问题摸不着头脑；如果一个人不懂装懂，那么他就不会为了支持可能的反对意见而请求给予解释。
但是，对就业法的更为具体的支持，来自于为战争的任务而聚集在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的改革家。这些任务往往是常规的，或是不能激励人的；摆脱这种烦恼在于参加如何使总体的战时就业、生产和业绩水平保持到和平时期的非正式的业务讨论。这种讨论的地点往往在国家计划协会——经济学家、公共官员、工会和农业组织代表非正式聚会的场所——由少数自由派商人提供资助。其中突出的是华盛顿的凯恩斯主义者场所的聚会，这一派人包括格哈特·科尔姆(Gerhard Colm)和阿尔文·汉森(后者当时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担任临时职务)、理查德·吉尔伯特(Rickard Gilbert)和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bert)(两者为表兄弟，他们坚信凯恩斯思想，对宣传福音有特殊的天赋)、瓦尔特·萨兰特(Walter Salant，凯恩斯给他写信谈自己的华盛顿信徒，令人羡慕)、罗伯特·内森(Robert Nathan，战时经济计划中的主力)、迈克尔·米汉(Michael Meehan，商业部的一位精力充沛、才能卓著的统计学家)，以及其他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伴随性的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一起，虽然经过大量筹备，但还是在1944年7月诞生在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中的华盛顿山宾馆。因此，一个小山区圣地告别了它那森林的容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开明国际货币政策和支援地球上穷而志坚的人民的象征。在那些夏日里，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在历史上对正在发生的事和努力去做事的共识如此缺乏的国际会议可谓寥寥无几。这远非一种障碍。人们一般认为他们所不理解的事物是重要的。这就为与会者添加了威望和快乐，也为政治家添加了担心：他们拒不承认由此而来的行动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内森、米汉、米尔顿·吉尔伯特以及格哈特·科尔姆共同构成一股更大的势力，现在对推进凯恩斯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在于估价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它们的成分。这些指标虽然长期在研究中，但只有最近才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带到一个更为高级的完美而又合时宜的状态，库兹涅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后来又是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971年，他由于这项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罗伯特·内森和米尔顿·吉尔伯特曾是库兹涅茨的学生和同事。在内森的指导下，库兹涅茨的估算在战争岁月中得到重要应用，且地位突出；这些估算可以表明总产量增加多少，民用投资和消费将是多少，且因此有多少可用于军事目的。了解这些量值，对美国特别是英国战时计划比德国更为合理有很大关系，德国缺乏这方面的信息。随着和平的到来，显然同样的估算也可以表明，多大的产量和就业率是可行的，从由此而来的收入中可节余多少，必须投资多少才能抵消这种节余，且因此确保充分就业。这些估算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