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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里、在家里、在区里、在学习小组里、在大学部里，甚至在《纪事报》里，”圣地亚哥说道，“我这辈子都在干自己并不相信的事，一辈子都在装假。”

“您最好别再喝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爸爸把你那些共产主义的书都丢到垃圾堆里去了，这太好了，哈哈。”蒂蒂说道。

“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未发现我在说谎。”圣地亚哥说道，“我说我没在写诗啦，我信上帝啦，我不信上帝啦，等等，我一直都在说谎，在骗他们。”

“我这辈子一直想信仰某种东西，”圣地亚哥说道，“却一直在撒谎。我没有信仰。”

小萨，是不是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开始觉得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够，还必须信仰，你就倒霉了？你倒霉是不是由于缺乏信仰，小萨？您对上帝缺乏信仰，少爷？我对任何事物都缺乏信仰，安布罗修。波利采尔说，关于上帝的想法，关于“纯精神”创造宇宙的想法，都是毫无意义的，时空之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圣地亚哥，你的脸色跟平常不一样。波利采尔说，只有同意唯心主义的神秘论，从而不受科学的检验，才能信仰一个时间之外的上帝，也就是说，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的上帝；才能信仰一个空间之外的上帝，也就是说，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上帝。最糟糕的是，我那时总爱怀疑，安布罗修，最理想的是能够闭上眼睛说上帝是存在的或是不存在，并且信仰其中的一种说法。圣地亚哥发觉自己在学习小组里有时说谎。阿伊达：你嘴上说相信、同意，内心却在怀疑。波利采尔说，建立在科学结论之上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存在于空间和某一时刻，即时间之中的。最好能够攥紧拳头，咬着牙说：阿普拉能解决问题，宗教能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也能解决问题，并且相信其中的一种说法，安布罗修，这样，生活就会自己进行，人们也就用不着感到空虚了，安布罗修。您那时不相信神父，从小就不去望弥撒，少爷，但您确实相信宗教，相信上帝，难道大家不应该信仰上帝吗？波利采尔的结论是，因此，宇宙不可能是造出来的，因为：为了创造世界，上帝需要不是任何时刻的时刻（对上帝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世界就必须是从无到有了。阿伊达说道：小萨，你就这么想不开？哈柯沃：既然无论如何要有信仰才能有所作为，那么对上帝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圣地亚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伊达，我愿相信波利采尔的话是对的。哈柯沃：我烦恼的是我总是怀疑。阿伊达：总是不能肯定，哈柯沃。小萨，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可知论，是用来掩饰其唯心主义的。阿伊达就没有怀疑？哈柯沃就那么相信波利采尔？阿伊达：对什么都怀疑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它会使你瘫痪，无所作为。哈柯沃：它会使你终日探索，自己折磨自己，而不去行动，这样一来，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这话可当真？不会有假？阿伊达：小萨，要行动就得有信仰，而信仰上帝并未曾有助于改变任何事物。哈柯沃：因此，还是要信仰能够改变事物的马克思主义，小萨。华盛顿：难道要向工人灌输系统的怀疑论吗？埃克托尔：难道要向农民灌输充足理由论吗？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也想，当然不能这样，小萨。最好当时能够把眼一闭：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为依据的；把拳头一攥：宗教就是无知；把脚一跺：上帝并不存在；把牙咬得咯咯响：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也就解放了全人类；冲啊：也就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圣地亚哥回想：小萨，可结果你没能够这样做，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到死你都是个小资产阶级。圣地亚哥想：难道儿时的奶水、中学的教育、家庭、所居住的市区就那么强大有力？你去望弥撒、忏悔、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去领圣餐，还有祈祷，这一切都在起作用。骗人，我不相信。我经常到聋子老太婆的寄宿公寓去，量变导致质变，对，对，这才是起作用的。马克思以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狄德罗。对，对。突然，圣地亚哥又感到了小蠕虫：骗人，我不相信。

小萨，你是由于缺乏信仰才倒霉的吗？会不会是由于你太胆怯了？车库里那只装旧报纸的大箱子里除了新版的波利采尔作品之外，又积累了许多别的书。圣地亚哥回想：都是些学习小组阅读过、讨论过的书，《怎么办？》《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起源》。他回想道：那些书装订很差，字体也小，《法兰西内战》被大家读得书页上沾满了手指印。经过事先的观察、询问、试探，学习小组又一致通过地吸收了几个人：先是学人类学的印第安人马丁内斯，后是学医的索洛萨诺，还有一个几乎患有白癜风的黑人姑娘，外号叫“白鹤”。这样一来，埃克托尔的房间就显得小了，定期聚会也使得聋子老太婆的眼睛露出了警觉的神色，于是大家决定：还是滚吧。阿伊达提出到她家去，“白鹤”也愿意把房间奉献出来。大家决定，在赫苏斯·玛丽娅区佩蒂·杜阿路上一所糊着百合花墙纸的公寓房子里和利马克河畔一所红砖房子里轮流聚会。第一次到阿伊达家的时候，大家受到了一个高个子白发老人的热情招待。阿伊达：这是我爸爸。老人一面挨个儿和每个人握手，一面忧愁地望着大家。老人本来是排字工人、工会领导人，在桑切斯·塞罗执政期间被捕过，差一点死于心脏病猝发。现在白天在一家印刷厂做工，晚上在《商报》做校对，已经不搞政治了。他知不知道我们到你家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道。他不在乎吗？当然不，他还认为这样做挺好呢。

马克思主义小组就这样诞生了，三人不知不觉地开始参加了活动，沉浸在渴望已久、极具吸引力的地下活动之中。他们也发现了位于乔塔街上那家热闹的书店和那个戴太阳镜、胡子雪白的西班牙老人，他在店后保存有20世纪出版社和劳塔罗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他们买下书，包好皮，贪婪地阅读着。这本书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使得小组的讨论热烈异常。这是一本问答式的教材。圣地亚哥回想：那本书叫做《哲学入门》，作者是乔治·波利采尔。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埃克托尔，在此之前，埃克托尔也是一个一闪即逝的影子，他们了解到这个寡言少语、高瘦得像只长颈鹿的人是学经济的，靠当广播员维持生活。大家决定每星期聚会两次，他们长时间地讨论在何处聚会，最后选定埃克托尔在赫苏斯·玛丽娅区的宿舍，从那时起，一连几个月，大家每星期四、六都到那儿去。每次去的时候，总是感到有人在跟踪、监视，所以在进门之前总要小心地望望四周。每次都是三点左右到达。埃克托尔的房间很大，但很旧，有两扇朝街的窗子，位于一个聋子老太婆办的寄宿公寓的二楼。有时聋子老太婆上楼来高声问他们：要喝茶吗？阿伊达坐在床上，圣地亚哥回想：否定之否定。埃克托尔坐在地上，圣地亚哥回想：质变。圣地亚哥坐在那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他回想：矛盾的统一。哈柯沃坐在窗台上，圣地亚哥回想：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华盛顿总是站着，圣地亚哥回想：他是为了长高些。他不禁笑了。对波利采尔的书，每人每次解释一章，然后大家对此解释进行讨论。每次聚会都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会后，两个两个地离开，房间里则充满了烟雾和热气。过后，他们三人总是在某个公园、某条大街或某个咖啡馆再聚会一次，继续讨论。阿伊达：华盛顿会不会是党员？三人都在猜测。哈柯沃猜道：埃克托尔是党员吗？圣地亚哥说道：党到底存在不存在？三人继续热烈地讨论：自我批评怎么做？就这样，他们通过了一年级的考试。就这样，夏天过去了，圣地亚哥回想：一次也没去海滩。就这样，第二学年开始了。

“你跟你爸相处得就像朋友一样，肯定很愉快。”圣地亚哥说道。

“书倒是可以搞到，但是要小心点儿，”华盛顿说道，“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冒险，会被认为是共产党而记入档案。当然，这你们了解得很清楚。”

“自从我妈妈去世后，”阿伊达说道，“这可怜的人又做爸爸又做朋友和妈妈。”

“我知道，他肯定跟你谈到过我。”圣地亚哥说道，“不过，也没关系，你要不愿说，就算了。”

“我要是想同爸爸和睦相处，就得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圣地亚哥说道，“他从来不赞成我。”

“问题是要搞到书，”阿伊达说道，“旧书店里只有一两本过期的《苏维埃文化》。”

“和一个资产阶级老爷是没办法讲通的。”阿伊达说道。

“我怎么能比您更了解您的爸爸呢？”安布罗修说道，“瞧您想的，少爷。”

圣地亚哥回想：根据量变到质变的理论，小组也就从一个学习的组织变成了讨论政治的集会。从阐述马利亚特基的文章到批判《新闻报》上的社论；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到谴责卡约·贝尔穆德斯的暴行；从议论阿普拉的资产阶级化到谴责潜在敌人托洛茨基派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大家发现有三个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于是大家一连几个小时，成天成月地想识破他们、调查他们、窥视他们、招惹他们：啊，知识分子，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们。这三个人在圣马可的庭院里荡来荡去，满嘴都是革命言辞，挑拨性言辞，什么社会动荡啊、正统派啊，等等。托派的人数多吗？少得可怜，但是极为危险，华盛顿说道。索洛萨诺说道：他们是为警察局干事的吧？埃克托尔：也许，不过，不管干不干，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哈柯沃说：制造分裂、散布混乱、转移视线、毒化气氛，比直接告密还坏。为了捉弄托洛茨基分子，躲避密探，大家一致同意，在学校里不凑在一起，在走廊里遇上了也不要停下来谈话。圣地亚哥回想：学习小组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但是只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才存在友谊。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三头聚会会不会使其余的人不高兴？三个人仍然一起去听课，上图书馆，上咖啡馆，在庭院中散步，看电影。《米兰的奇迹》使得他们振奋不已。影片结尾处出现的鸽子是和平鸽，还有那国际歌的音乐。维多里奥·德·西卡是个共产党人吧？区里的某家电影院只要上映俄国影片，三个人就满怀希望和热情地急着赶去看，哪怕明明知道是一部老掉牙的、净是没完没了的芭蕾舞场面的影片。

“这一定很有意思，”哈柯沃说道，“咱们组织个小组吧。”

“您感到冷吗？”安布罗修说道，“您的肚子在抽筋？”

“你比我更了解我的爸爸。”圣地亚哥说道，“告诉我，他还说了我些什么？”

“跟小时候一样，每天晚上都这样。”圣地亚哥说道，“我在黑暗中惊醒，以为自己要死去。我动都不能动，既打不开灯，也喊不出来。我蜷缩在床上，浑身是汗，颤抖不已。”

“学习马克思主义，”华盛顿很自然地说道，“学校里没这门课，但是作为一般的文化知识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经济系有一个人可以参加我们小组，”华盛顿说道，“问题是我们小组的人太多了。”

“您爸爸不是跟我说的，”安布罗修说道，“是跟您妈妈、哥哥、妹妹和朋友说的。他们在汽车里谈，我开车时听到的。”

“您这病是怎么得的，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学习小组？”阿伊达一字一字地说道，“学习什么？”

“是的，我们再这么多人开会就太不慎重了。”埃克托尔说道，“我们最好分成两个组。”

三个人停止了思考，停止了呼吸，六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分就分吧，我那时是最赞成的，连想都没想。”圣地亚哥说道，“几个星期之后，我每天醒来都像白痴一样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可不行，这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