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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辛达，我这个人办事一向爱疯狂。不错，我虽然没给你们写信，可是一直非常想念你们。特别是想念你。”
“我从来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乌拉尼娅口气肯定地说，“你说得有道理。说那些三十年前的事情有什么用处！”
“这我能理解。”表妹又发作起来。“你应该得到这份奖学金的。可是为什么好像仓皇出逃一样？为什么跟你父亲、家里人和祖国断绝了来往？”
护士出现在楼梯上了。她一面下楼，一面用一块蓝布擦手。
“卢辛达，的确是这样的。”乌拉尼娅看看父亲。老人又一次一动不动地注意倾听她们的谈话。“既然去密歇根学习的机会来了，我又不是傻瓜，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
“弄干净了，还擦了滑石粉，跟对待娃娃一样，”她说，“你们两位随时可以上楼去。我去给阿古斯丁先生准备午餐。夫人，您也在这里吃午饭吧？”
“你走的时候也不跟我告别，我难过死了，”表妹说道，怀念着以往逝去的时光，“家里人一点也不明白。可这是怎么回事啊！乌拉尼娅连声‘再见’都不说就去美国了！我们大家没完没了地追问舅舅，可他好像也是一头雾水。他说：‘修女们给了她一个奖学金名额。她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但是没有人信他的话。”
“不，谢谢，”乌拉尼娅说道，“我去旅馆。那里可以洗澡，换换衣裳。”
乌拉尼娅放声大笑，不仅因为表妹说的内容，还因为她说话的方式：有滋有味，说起话来嘴巴、眼睛、双手和全身一起跟着动，具有多米尼加人说话时兴味无穷的特点。这与三十五年前她到达密歇根州阿德里安市多米尼加修女会办的协拿学院的情形刚好形成对照：她发现一夜之间周围的人都在讲英语了。
“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要来家里吃晚饭。妈妈会非常高兴。我还要通知玛诺拉。她肯定会快活得不得了。”卢辛达做了一个略带悲伤的表情。“表姐，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你还记得我家是多大、多漂亮吗？现在只剩下一半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不得不卖掉花园、车库和用人的房间。好啦，不说这些废话了。一看到你，童年的岁月又都回到记忆里来了。童年还是挺幸福的，对吗？那时脑袋里可没有想过一切都会变的，没有想到还会有艰难的时光。好，我走了，妈妈还没有午饭吃呢。一定来吃晚饭，好吗？你不会又消失了，再来一个三十五年不见面吧？你还记得家里的地点吧？圣地亚哥大街，距离这里有五个街区。”
“你在美国取得成功，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卢辛达高声说道。乌拉尼娅发觉表妹的声音里有股酸味。“从小就看得出来你比别人聪明用功。校长海伦·克莱尔嬷嬷、弗朗西斯嬷嬷、苏珊娜嬷嬷，特别是宠爱你的玛丽嬷嬷都说你是个穿裙子的爱因斯坦。”
“我记得很清楚。”乌拉尼娅起身拥抱表妹。“这片居民区没有任何变化。”
“还有比我们更大的律师事务所。”
她陪同卢辛达走到街口，告别时再次拥抱和亲吻了表妹。当她望着身穿花衣裳的表妹沿着一条阳光直晒的大街渐渐远去、听着狗与鸡一唱一和的音乐时，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涌上了心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来圣多明各、来家里寻找什么？你去姑姑家里吃晚饭吗？可怜的阿德利娜姑姑大概跟爸爸一样也快要成活化石了。
“家里人都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卢辛达的脸色严肃起来。“阿古斯丁舅舅也是这么想的。我得告诉你：他吃了很多苦。就因为你不愿意跟他说话，你不回他的电话。他绝望极了，经常到我妈妈那里去哭。你这么对待他，让他痛苦得不得了。对不起，表姐，我不想干涉你的生活，这是出于长期以来我对你的信任。给我说说你的事情吧！你是生活在纽约，对吧？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很好。你在一家很重要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吗？”
她登上楼梯，脚步缓慢，故意推迟再见面的时间。看到父亲已经睡着了，她松了一口气。老人缩在躺椅里，紧皱着眉头，张着嘴巴；消瘦的胸膛一起一伏，很有节奏。“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她坐在床上，仔细观察着父亲。她在琢磨父亲，猜测着他有过的往事。特鲁希略一死，父亲也被关进了监狱。人家以为他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和他的哥哥莫代斯托，还有安东尼奥·英贝特等人一起策划了暗杀元首的阴谋呢。爸爸，让您吓了一大跳，多讨厌哪！她早就得知父亲多年前曾经被捕，她是在顺便阅览报纸时看到的，那篇文章说的是一九六一年的多米尼加事变。但是，她一直不了解细节。到她可以回忆起来的时间为止，在父亲那些信里（她一直不肯复信），卡布拉尔参议员从来没有提到过那段经历。“如果突然有人怀疑您打算暗杀特鲁希略，那肯定会让您比不知缘故就失宠还要难过。”乔尼·阿贝斯会不会亲自审问您？兰菲斯是不是也参加了？有没有贝奇多·莱昂·埃斯特威斯？是不是让您坐电椅了？父亲是不是以某种方式与暗杀元首的人保持联系？不错，他曾经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企图恢复元首对他的宠信，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许多参与暗杀计划的人直到动手杀掉“公羊”之前几分钟还在元首面前拍马屁呢！极有可能的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作为莫代斯托的好朋友早就获悉了暗杀计划。据说，连巴拉格尔也都了解情况呢！既然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都了解情况，为什么父亲不可以知道呢？策划暗杀的人知道元首在几星期以前就下令罢免了卡布拉尔参议员的官职。如果有人认为父亲是支持暗杀的同盟者，那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惊喜啊，”乌拉尼娅撒谎道，“我一转眼就做了决定。是一时冲动。我往手提箱里放了两三件东西就上了飞机。”
父亲时不时地发出一丝轻微的鼾声。有苍蝇落到他脸上时，他摇摇头轰走它，可是没有醒来。您是怎么知道元首被害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她已经在阿德里安了。负责管理宿舍的嬷嬷走进乌拉尼娅和四个同学共用的房间，摊开手上的报纸给她看大标题：“特鲁希略被杀！”那时瞌睡困扰着她的全身，疲倦让她抓不住世界和她自己，她正处于梦游状态。嬷嬷说：“这份报纸借给你。”你那时是什么感觉？你会发誓说：没有任何感觉。那消息在她身上滑过，没有触及她的灵魂，同她身边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没有什么两样。很有可能你连那条消息都没看，仅仅扫了一眼标题而已。反之，她却记得事件发生几天或者几周后，玛丽嬷嬷在信中讲的细节：暗杀，特工冲进学校抓走了赖利主教，人们经历的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局面。但是，甚至连玛丽嬷嬷那封信都没有能够把她从那种长期以来的极度冷漠中拉出来：不关心多米尼加的事情，不关心多米尼加人的命运。唯有哈佛那门加勒比地区史在又过了几年后才把她从冷漠中解救出来。
“能肯定你不是幽灵吗？”表妹拉开距离看着她，怀疑地摇摇头。“你怎么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就回来了？我们可以去机场接你啊。”
突然决定回国，回来看看父亲，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治愈了心灵的伤痛？没有。你重新见到了卢辛达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呀！她可是你亲密无间的表妹、同学、四处玩耍的伙伴，你本应该同情她那平庸的生活和改善生活的空想。可是你既不高兴，也不激动，更不难过。你感到厌倦，因为你讨厌那种多愁善感和自哀自怜的情绪。
“卢辛达，那是年轻时的疯病。”乌拉尼娅笑了起来，一面拉起表妹的手。“可是你瞧，事情过去了。这不是又回来了嘛！”
“你是一块冰。你已经完全不像多米尼加人了。倒是我更像多米尼加人。”嘿，你看，突然想起史蒂夫·邓肯说的话来。邓肯是她在世界银行的同事。那是在一九八五年还是一九八六年？差不多就是那一年吧。那一夜是在中国台北度过的，两人在好莱坞式的宝塔大饭店里共进晚餐。他和她就下榻在那里。从窗户望出去，城市仿佛蒙上了一层萤火虫织成的纱巾。这已经是邓肯第几次求婚了，第三？第四？还是第十？乌拉尼娅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地说：“不！”于是，她吃惊地看到邓肯那张红润的脸色变得煞白。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都怪你！讨厌鬼。”表妹在教训她，口气是亲热的，但是卢辛达眼睛里闪烁着那个问题、那个在她一九六一年五月底突然出国以后，姑姑、舅舅、表姐妹、表兄弟们肯定要提出的问题。那时她突然跑到美国密歇根州遥远的阿德里安市去了，进了协拿学院，这是多米尼加修女会委托代办的高等学校，中学就是在特鲁希略城办的圣多明各教会学校。“乌拉尼娅，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和我这么要好，这么亲密，何况又是亲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就突然不理我们了。不理你爸爸、你叔叔、舅舅、你表姐妹、表兄弟。甚至连我都不理了。我给你写了二三十封信，可你连一行字也不肯写。我可是一年又一年地给你寄明信片和生日贺卡啊！玛诺拉和妈妈也是这样做的呀！我们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啊？甚至从来不写信，三十五年都不回国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