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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英贝特又陷入了沉思。明天早晨这片土地能够得到解放吗？他早就全心全意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了，但是，即使是现在，在就要动手前的几分钟里，他还是很难相信会变成现实。除去罗曼将军之外，还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想打听明白。他知道还有四五个人。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人参加。最好不要打听还有什么人。他一向认为参加者只需要知道起码的事情就够了，为的是不给行动计划造成危险。他早就兴致勃勃地听安东尼奥·德·拉·玛萨给大家讲过一旦干掉暴君，武装部队总司令将夺取政权的保证。这样不等特鲁希略的亲戚朋友和死党发动反扑，军队就要把他们逮捕或者杀掉。幸运的是，特鲁希略的两个儿子兰菲斯和拉德哈麦斯还在巴黎。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同多少人谈过话？在近几个月不停的会议上，安东尼奥有时漏出三言两语，使人想到有很多人参加这个计划。托尼早有戒备，有一次萨尔瓦多气极之下甚至开始要讲：一天，他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将军家里开会，险些同一群反对英贝特参加暗杀计划的人吵起来，那时英贝特急忙堵住了萨尔瓦多的嘴巴。那些人认为英贝特不可靠，因为他曾是特鲁希略主义者；有人提起英贝特发给特鲁希略的那封著名的电报，即烧毁银港的建议。（英贝特想：“这封电报要跟着我一辈子了，就是死后也饶不了我。”）“突厥”和安东尼奥立刻提出抗议并表示可以为托尼担保，但是他不让萨尔瓦多说下去——

还能怎么样呢？他相信了大赦的诺言，离开了波多黎各。本来他在那里的处境不错，在彭塞 市给菲雷家族干活，回国后却发现等待他的是审判，罪名是很久前他在银港加入工会时犯下的所谓罪行。他还能有什么感觉呢？即使是杀人，他也是为了政府才干的，而作为奖励，特鲁希略已经关了他五年监狱，想让他烂死在地牢里。

“‘突厥’，我不想听。总之，不了解我的人为什么要相信我呢？不错，我这一辈子直接和间接地都在为特鲁希略工作。”

“怎么样？”

“那我现在做的又是什么呢？”“突厥”反驳说，“多米尼加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的人在干什么呢？难道不是给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干活吗？只有大富豪可以自由自在的，不用为特鲁希略工作。”

“昨天我看到他了。现在允许我每周可以探视一次。每次只有半小时。维多利亚典狱长那个婊子养的有时心血来潮，把探视时间减少到十五分钟，故意捣蛋。”

英贝特想：“就是富豪也得为特鲁希略出力。”如果富豪打算继续发财，就得同元首联合，就得把部分企业卖给元首或者买下来一部分，必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英贝特半睁半闭着眼睛，低沉的涛声在为他催眠，他心里想着特鲁希略建立起来的这个体制的魔鬼特征：在这个体制内，每个多米尼加人迟早都会作为同谋加入进来，只有流亡国外或者死去才能摆脱这个独裁体制。只要在国内，人人就得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多米尼加人如果聪明能干，那就要倒霉了。”英贝特有一次听到阿尔瓦罗·卡布拉尔这样说道。（他想：“卡布拉尔本人就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卡布拉尔的这番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你要是聪明能干，特鲁希略迟早会把你叫到身边，让你为政府出力，或者干脆为他本人服务；只要他叫你去，你就不能回绝。”这是真话，他自己就是个证据。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拒绝政府的任命。正如埃斯特莱亚·萨德哈拉说的，“公羊”已经剥夺了上帝赋予人类的神圣权利：自由的意志。

安东尼奥·英贝特扶着方向盘，没有回头，答道：

与“突厥”不同的是，在安东尼奥·英贝特的生活里，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占据过中心位置。他是个多米尼加式的天主教徒，人们生活中规定的宗教仪式——洗礼、按手礼、第一次领圣餐、天主教小学、教堂结婚仪式，他都一一经历过；当然，最后是临终弥撒和教士在下葬前的祝福祈祷。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信徒，从来不关心信仰与每天生活的关系，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与《圣经》戒律吻合。萨尔瓦多的那种方式，英贝特就认为是一种病态。

“你有塞贡多的消息吗？”安东尼奥·德·拉·玛萨问道。

但是，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却深深地打动了他。或许就因为这个，他才决定必须干掉特鲁希略。为的是让自己和多米尼加人起码恢复这样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谋生的工作。托尼一直不晓得自由意志为何物。可能小时候知道，后来忘记了。那一定是美妙无比的。当拥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这恰恰是特鲁希略剥夺了多米尼加人三十一年的宝贵权利，你会感到咖啡和甜酒的醇香，会感觉到香烟、海水浴、周末电影或者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给身心留下的十分愉快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