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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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他的神情严峻而死板，移开了目光，迅速地把餐巾卷起又打开，不停地眨着眼睛。我踌躇了一下，不知继续讲下去还是改变话题，但是强烈的好奇心占了上风。

“那么，他们打算怎样挽救我？”我问道，并不感到过分恐惧。

“小赫纳罗认为，听众的增加应归功于您把一个广播剧中的人物搬进另一个广播剧、把许多故事串在一起的创造，”我对他说，看见他松开了餐巾，寻找着我的目光，脸色煞白。

南希的父母正式警告过她，假如她有半点不忠，就把她关上一年，连弥撒也不让她去做。他们对她讲得那样严厉，以致她对是否要告诉我们曾犹豫不决。家里人对我们的事从一开头便了如指掌，但他们觉得这是一桩蠢事，是一个想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一笔奇异战绩——征服一个少年——的轻狂女人对男子的玩弄，便采取了克制态度。不过，由于胡利娅姨妈对和毛头小伙子一起逛街和出入斗牛场毫无顾忌，以致越来越多的亲戚朋友察觉了这场恋爱——外祖父和外祖母也从塞利亚舅妈那儿听到了。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并且肯定会对瘦小子（就是我）造成危害。自从那个离婚女人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他的脑子，大概他已打不起精神读书了。于是，家里人决定进行干预。

“他觉得您是个天才。”

“如果她们知道我把事情告诉了你们，会宰了我，”瘦南希说，“你们一句话也不能说出去，要对天发誓。”

由于他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我便继续讲下去，但舌头已不听使唤了。我讲了要做先锋，要进行试验，又引证或编造了一些作家的名字，并对他保证说，这些人是欧洲最时髦的人，因为他们进行的改革和他的改革相似：在故事发展进程中改变人物的身份，看上去给人以前后矛盾的印象，使读者感到莫名其妙。菜豆泥端来了，我开始吃饭。谢天谢地，这样可以不再说话了，并且垂下眼睛不再继续看玻利维亚文人的狼狈相。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吃饭，他用叉子搅着菜豆汤和米饭。

“确实，我年龄还小，生活安定，目前正在学习律师专业，直到……”我这样说，但是没有人理睬我。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我终于听他说道，声音很低，仿佛在对自己讲话，“我记不清写了多少剧本，有时候产生疑问，常常把事情弄乱，”他惶恐不安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您是忠厚青年，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您千万不要对企业主们讲！”

“对的，是指你，”我表姐解释说，脸涨得通红，“她们认为你是罪魁祸首。”

我装出吃惊的样子，一再亲切地告诉他不必过虑。他已变成了另一个人：精神痛苦，缺乏自信，脆弱，有些发青的前额冒着汗，闪闪发光。他敲敲太阳穴：

“那堕落的女人是指我？”胡利娅姨妈问道，与其说带着愤怒，倒不如说感到好奇。

“当然，这是一座思想的火山。”他说，“可是记忆不听话了。我指的是关于名字的事。说句心里话，朋友，我并不想把它们弄乱，可还是弄乱了。当我发现时已经迟了，没办法，只好变着法儿让它们回到应有的位置上，使它们东移西搬，得以解释。指南针混淆了南北方向是严重的，非常严重。”

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嗅到有新闻，赶快往前伸脑袋。我阻止了表姐，要巴斯库亚尔去准备九点钟的新闻稿，然后拉上南希同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在布兰萨咖啡馆的一张桌子上，南希把事情的详情告诉了我们。她洗头的时候听到母亲和赫苏斯姨妈在电话中的交谈。当她发现她们所讲的那一对指的就是我们俩时，吓得手脚冰凉。她没有完全听清楚，但听得出家里人对我们的恋爱已久有所闻，因为有一次劳拉姨妈说：“你看，甚至连卡蒙奇塔在奥里瓦尔·德·圣伊希特罗大街上都见到了他们，大庭广众之下没皮没脸地手拉手（几个月前的一个下午我们确实做了那样的事，但那是唯一的一次）。南希从盥洗室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震簪”，她说），和母亲碰了个满怀。她想掩饰过去，说吹发机在她耳边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可是劳拉姨妈叫她住嘴，骂了她，称她是“那个堕落女人的隐情不报者”。

我对他说，他疲倦了，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工作而使身体不垮。他应该去休假。

“这一回家里可吵起来了。”瘦南希憋足一口气说道。

“休假？那只能是进坟墓以后的事，”他回答说，满脸威胁的神气，仿佛我冒犯了他。

读《埃丽娅娜姨妈》的时候，巴斯库亚尔和大巴布罗也参加了，因为他们来了，我不敢撵走他们。真幸运，他们是唯一夸奖我的小说写得动人的人，即使他们是我的下属，因而那称赞是值得怀疑的。哈维尔觉得故事构思不真实，谁都不会相信一家人会由于她同酒店老板结婚而把她逐出家门，他向我断言，假设那丈夫是个黑人或者印第安人，故事还说得过去。胡利娅姨妈给了我当头一棒，说故事情节听起来过分虚假；有些词，像颤抖呀，呜咽呀，她认为荒唐可笑。我正要为《埃丽娅娜姨妈》辩护，瘦南希的身影在顶楼门口出现了。一看到她，我就知道她为何而来。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恭顺地告诉我，当发现自己容易忘事的时候，他曾想过做卡片，但不可能，因为没时间，连查查已播出节目的时间都没有。他必须把全部时间用在创作新剧本上。“如果我停止创作，天就会塌下来。”他喃喃自语。为什么他的合作者不能帮助他？为什么他遇到疑难的时候不去求助于这些人？

我们做起了游戏：我当教授，她当女学生。我给她讲什么是荒唐可笑，什么是不可以说、不可以做的。我对她阅读的书籍进行宗教裁判所式的检查，她喜欢的作家我都不让她谈，从弗兰克·耶比到格林·特维多。我们玩得像疯子一般，有时哈维尔加入我们这个游戏，慷慨激昂地耍雄辩术。

“这事我绝不去干，”他回答我，“那将会使他们失掉对我的尊重。他们只是原料，是我的兵，如果我干这种蠢事，势必给自己带来麻烦。”

“当然是婚姻滑稽可笑，而不能说是爱巢，”我回答她，“不过我们可以把这儿称做圣心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