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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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动声色地讲着，仿佛一台录音机。为了套他的话，我反驳说他的假设未免言过其实，难道不会是一个为爱情而伤心痛哭的青年？“如果是恋人，他会拿把吉他、小提琴，要么唱歌，”他以一种由于恻隐之心而减淡了的轻蔑神情看着我说，“可是这人只是哭。”

“我说要你们去唱探戈舞曲，去洗洗耳朵！”彼得罗·卡玛乔用尽善尽美的发音把命令说得更加完善。接着，稍微停顿了一下，他以令人不寒而栗的平静道出了挖空心思想到的胆大妄为的话，这句话使我们倒了霉：“如果你们不想挨一顿揍！”

“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可以想象是某种怪物，是公寓老板娘的私生子吗？由于他的缺陷、驼背、过矮和双头，阿塔纳西娅夫人白天把他藏起来，免得惊吓我们，只在晚上才放他出来透透气。”

对这一切，我比烤肉工人更为惊讶。那个小人儿，他的身材像小学四年级的孩子，竟然声言要把两个体重上百公斤的大力士揍一顿，除了自取灭亡，这简直是梦呓。但是烤肉工人已经动手了，大胖子抓住文人的脖子，在围观人群的笑声中把他像根鸡毛似的举了起来，同时大吼道：

我很少在星期天来市中心，看到平时到这里来的人和现在到这里来的人大为不同，我感到惊奇。现在来这里的不是中层公务人员，而是轮休的女仆、脸上多斑足登大靴子的山民、扎着辫子的赤脚小女孩……他们熙熙攘攘挤满了广场。在混杂的人群中可以看到流动摄影师和卖酒食的女贩。我拉着文人在纪念碑正中央那个穿长衣的贵夫人前停下来，这位夫人象征着祖国。为了看看能否逗他笑，我告诉他为什么这位夫人头上戴着一个荒唐可笑的、驼马似的东西，原来在利马铸造铜像时，艺人们误解了雕塑师的话，把许愿的“火焰”理解成动物“驼马”。自然，他没有笑。他重新拉起我的手臂，拖着我一边和行人碰撞着向前走，一边又开始了他的独白，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首先是把我忘在一边：

“还想教训我？现在我让你知道，矮子……”

“在拉塔帕达公寓常常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他对我说，根本没有回答我，这时他拖着我小跑似的围着圣马丁纪念碑转圈子，“一位青年每逢月夜就哭泣。”

我看到年长的烤肉工人企图用右手狠狠地把卡玛乔摔在地上，不能不干预了。我抓住他的手臂，想把那位多文体作家夺过来。卡玛乔脸色铁青，悬在空中，像只蜘蛛般蹬着脚。我终于说了话：“喂，您不要胡来，放开他。”年轻的烤肉工人二话没说就向我扑来，一拳头把我打得蹲到地上。我晕头转向，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我准备实践外祖父的哲学，他是一位老派武士，曾告诉我这地方从没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阿雷基帕人拒绝打架的邀请（特别是像那种直接打脸的邀请）。我看见年长的烤肉工人雨点般地打艺术家耳光（他宁可打耳光而不动拳头，因为他可怜对手身体矮小，像小人国的人）。随后我便同小烤肉工人你推我撞地打起来（我以为这是在保卫艺术），再也看不到那热闹的场面。拳击没持续很久，但是，当中央电台的人把我们从那两个壮汉手中解救出来时，我头上已有几个大包；文人的脸上肿得更厉害，以致老赫纳罗不得不把他送到公共急救站。我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保卫他独一无二的明星，小赫纳罗不但没有表示感谢，那天下午反而为巴斯库亚尔浑水摸鱼地连续在两篇新闻稿中插进一条消息骂了我。这条消息开头（有点夸张）是这样说的：“拉普拉塔河的匪徒今天罪恶地毒打了我们的主任、著名记者……”。

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我，所以提醒他说，应该像维克多·雨果和海明威那样：站着写作。可是这一次我弄错了。

那天下午，哈维尔来到泛美电台的顶楼时，对拳击的故事哈哈大笑起来。他陪我去问候文人，了解情况。文人的右眼上包着一条厚厚的绷带，脖子和鼻子下也做了医疗处理。我们问他感觉怎样，他露出一副鄙视的神气，根本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我为了支援他而卷入了这场斗殴，他却不感激我。他唯一的评论乐坏了哈维尔：

“我们不要喝冷饮了，走吧。”我正要坐下去时，他一边拉住我的手臂说着一边把我拖向科尔梅纳，“我觉得腿上发痒，快抽筋了。这是由于老是坐着不动，我需要活动活动。”

“人们把我们拉开，使他们得救了。假设再持续几分钟，人们认出我来，他们可要倒霉了，不狠狠地揍他们一顿才怪！”

去布兰萨咖啡馆的路上，我告诉他，多次失败之后，我觉得这个飞人故事是不坏的。我诚惶诚恐地把它送到《商报》星期天副刊，社长当着我的面读了这篇稿子，给了我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回答：“留下吧，看看再说。”从那时起，一连两个星期天，我每次都拼命地、急如星火地去买报纸，但直到现在仍未见刊出。彼得罗·卡玛乔不想在别人的事情上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