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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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不会写东西。”雷瓦格里亚蒂博士回答说，仿佛已经预料到我会这样问，“这个人很滑稽，用的词，谁都不懂，还否定新闻学，所以我只让他跑跑警察局。我并不需要他，但觉得他好玩，是个丑角。此外，他拿的薪水比用人还少。”他下流地笑了，又问道，“那么，我到底有没有被邀请吃午饭？”

而这一年，更重要的是，我致力于阅读各种书籍，积累资料。我正在写一本反映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里亚将军时代（1948—1956）的小说。在利马休假期间，我每周花两个上午去国家图书馆报刊陈列室浏览那些年的报章杂志，甚至如痴似狂地去阅读由顾问们（从那种法庭式的修辞来看，这些人全是律师）捉刀的这个独裁者的演说。从国家图书馆出来时已是中午左右，我沿着阿班凯林荫道往下走去，这里已经开始变成流动小贩的巨大市场。在林荫道上，男男女女摩肩接踵。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山民的斗篷和裙子，用披巾和报纸摆成地摊，或者用木箱、铁皮和帐篷临时搭起凉亭，卖那些可想而知的零零碎碎、不值钱的小商品，从别针、发夹到便服和西装，当然还有就地架起火盆现做的各式吃食。这是利马大为改观的地方之一。这条人满为患的安第斯山人的阿班凯林荫道上到处飘散着扑鼻而来的油炸食品的调料味，响彻着凯楚阿人的说话声，同办事员来来往往的那种宽阔的林荫道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十年前，当我读大学一年级时，只有为数甚少的乞丐经常从这儿到国家图书馆去。在这条林荫道两旁的那些街区可以集中地看到、感觉到农民流入首都的问题，他们在十年内使利马的居民增加了一倍，使山上出现了流沙地和垃圾堆。成千上万的农民因干旱、劳作条件艰苦、前途无望和饥饿而背井离乡，来到这一带街区定居。

“当然邀请您，就我们四个，”大巴布利托说，“您和马里奥先生是贵宾。”

我回利马，虽说是度假，但实际上没有休息过一秒钟，每次都是精疲力竭地返回欧洲。我们除了和我那些粗俗的亲戚和无数的朋友每天一起吃饭，其余时间都忙着收集素材。为此，有一年我去上马拉尼翁地区做了一次旅行，为的是亲眼观察、倾听和体验我所写的小说中的舞台，了解那个世界的情形。另一年，我在殷勤的朋友的护卫下，对夜生活中那些藏污纳垢之所——咖啡馆、酒吧间和妓院——做了一次系统考察。在这些地方，展示着我另一篇故事的主人公的糜烂生活。工作和消遣交织在一起——因为那些考察从来不是一种负担，或者说，从来都是充满活力、其乐无穷的辛劳。这不仅仅是因为能够得到文学上的好处——在这些考察中，我干了一些以往住在秘鲁时从未干过、如今重返秘鲁后也不再干的事情：去当地人的俱乐部玩，到大剧院观看民间舞蹈，走遍边缘城区和贫民窟，跑遍比较生疏或根本不了解的城区，如卡亚俄、巴霍·埃尔·普恩特和阿尔多区去观察生活，进跑马场去打赌，或者到外国教堂的地下墓穴和（假想的）贝利乔丽的住宅里去东嗅西闻。

“这个人满身怪癖，”坐进出租汽车朝帕鲁罗街区驶去时，巴斯库亚尔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举例说，他不愿坐公共汽车，干什么事都步行，说走路比坐车快。一想到他整天跑路，我就感到疲倦，单是跑市中心的警察局就有多少公里？你们看到他的鞋破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我们先后同《快报》和《假面具》杂志达成的协议是，我给他们写文章，他们每年为我们提供两次回秘鲁的旅费。他们会答应这样的条件，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一般来说，我们每年都在秘鲁度过冬季（七月或八月），因为这两个月份能使我完全沉浸在前十一个月所构思的环境、景色和人物之中。这对我裨益匪浅（我不知道事实上怎样，但毫无疑问心理上是如此），简直是强心剂。回国听听秘鲁人讲话，听听周围人的语句、词汇、发音，我便再度置身于我从内心感到亲切的环境之中，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摆脱了这种环境，每年大部分时间不能对它进行了解，同它发生共鸣，为改造它而尽力。

“他是个吝啬鬼。”雷瓦格里亚蒂博士厌恶地说。

我和胡利娅姨妈在西班牙住了一年，在法国住了五年。之后我和表妹帕特丽西娅继续住在欧洲，先是住在伦敦，后来住在巴塞罗那。有一段时间，我曾和利马的一家杂志社有交往，常寄些文章给这家杂志社，该社也支付我路费，让我每年都能回秘鲁待几个星期。亏得这些旅行，我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这样的旅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想无限期地在欧洲住下去，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在那里我总能找到像记者、翻译、播音员或教授这类可以有些空闲的工作。第一次到马德里时，我对胡利娅姨妈说：“我想当一名作家，我将只接受不会使我脱离文学的工作。”她回答我说：“难道你要我从今以后撕破我的裙子，缠上块头巾，到格兰维亚去找顾客吗？”事实上，我的运气很好。我在巴黎的贝尔利茨学校教西班牙文，在法新社编新闻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翻译工作，为热纳维里埃的电影制片厂配音译制片，或者为法国广播电视台准备节目，我总能找到有油水可捞的工作，每天至少有半天可以专门从事写作。问题在于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涉及秘鲁的事情，越写越没把握，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基础越来越差（我有杜撰“现实主义”的怪癖）。然而，回利马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回想我当初在利马同时干七份有油水的工作，可是挣的钱凑在一起刚刚够我们温饱，几乎没有时间读书，写作只能忙里偷闲。在利马那会儿，每当我精疲力竭的时候，就感到厌烦至极，因此我发誓宁死也不回这个国家。另一方面，我一向觉得秘鲁人是忧郁的。

“我不认为他吝啬，”大巴布利托为他辩解，“只是有点疯疯癫癫，还是个苦命人。”

后来，胡利娅姨妈和我离婚时，我的大家族里的许多人都落泪，因为所有人（当然是从我的母亲和父亲开始）都很爱她。一年后，当我再婚时——这次是和我的表妹（奥尔卡舅妈和鲁乔舅舅的女儿，真是巧合）——在家族中激起的风波要比第一次小多了（他们只在私下议论）。是的，他们挖空心思，要逼着我在教堂举行婚礼，甚至连利马的大主教也参与策划（当然，他也是我们的亲戚），对我们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迅速签字，同意我们结婚。那时，我家里人已经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不管我做出什么荒唐事都不感到意外了。

午餐拖了很长时间，热气腾腾、各色当地风味菜肴一道道地端上来，还有冰镇啤酒。席间，大家无话不谈，讲有趣的故事、奇闻轶事，对某些人评头论足，还谈了政治。我则不得不再次讲些关于欧洲女人的事情来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甚至有一会儿，当雷瓦格里亚蒂博士喝得醉醺醺地调戏起大巴布利托的妻子时，他们差点儿动了拳头。大巴布利托的妻子是个黑发女人，虽说已四十岁，但风姿未减。我想方设法在整个令人厌烦的下午不让他们仨说一句关于彼得罗·卡玛乔的话。

我和胡利娅姨妈的婚姻委实是一次成功，比所有的亲戚，甚至胡利娅本人所担心、希望和预言的八年更长久。在这些年里，由于我的倔强和她的帮助及热情，加上交了好运，其他预言（梦想和欲望）也都一一实现。我们终于住进了有名的巴黎阁楼。而我，好坏且不说，总算成了个作家，出版了好几本书。我没有读完律师专业，但是为了贴补家用，比较方便地维持生计，我从像法律系一样令人厌恶的大学系科里——拉丁语言学系——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

当我到了鲁乔和奥尔卡舅父母（他们已从我的舅父母变成了我的岳父母）家中时，头痛得厉害，浑身酸软无力，打不起精神。那时已近黄昏，帕特丽西娅看到我，脸上显出怒气冲冲的样子。她对我说，我可以借口搜集材料写小说骗过胡利娅姨妈在外边寻花问柳，而她呢？为了不让人想到我会去干那些伤风败俗的事，一句话也不敢说。可是，哼，她帕特丽西娅小姐可不是好惹的，她可不许我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假如下次再敢借口到国家图书馆阅读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里亚将军的讲话稿，从早上八点出门，到晚上八点回家，眼睛通红，还发出满嘴的臭啤酒味，手帕上肯定沾着女人的口红，她就要撕破我的脸，或者把盘子掷在我头上。帕特丽西娅表妹是个骄傲倔强的姑娘，她可是说话算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