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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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材料，”他强调说，“干了些什么事？什么地点？什么位置？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动作？好了，拿出勇气来！”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的心中浮起一堆疑团，做了这样的假设：所有这一切会不会是这对老夫妻为嫁出女儿而设下的圈套？但是大夫的报告是无可争辩的：女孩的确被强奸了。他颇费唇舌地送走了这对证人，随即传讯受害人。

“法官先生，问题是我不会撒谎，”古梅辛多·特略抽抽噎噎、含含糊糊地说，“我吃什么苦都行；挨骂，坐牢，受羞辱，都可以。但是，我不会撒谎。我从来也没学过。我做不到！”

法官不禁暗暗发笑，他想，这些可怜的农夫——毫无疑问他们是从安第斯山里来的，以前一定是和土坷垃打交道的——把他当成了一个不肯批准儿子婚事的刻薄老爹。他再三要他们认真考虑：怎么能让一个强奸幼女的男人做女儿的丈夫？可是他们急忙插嘴说，萨丽达一定是个模范妻子，她小小的年纪已经对烧饭、缝衣等家务事样样精通。他们已经年迈，不愿意丢下她当孤儿。特略除了那一夜对萨丽达有些越轨，看来为人严肃、肯干，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实在令人尊敬。他总是一大早就手提工具箱和一捆挨户推销的小报上工去，这样一个为生活而奋斗的小伙子难道对萨丽达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吗？两位老人向法官伸出双手说：“法官先生，发发慈悲吧，帮帮我们！”

“很好，很好，不会撒谎值得赞扬，”法官脸上露出鼓励的表情，同时高声说道，“可是要证明给我看。说吧，你是怎么把她强奸的？”

随后进来的是女孩的父母。这对年事已高的夫妇使法官为之一惊：这样一对老朽怎么在十三年前还能生儿育女？女孩的父亲伊萨亚斯·万卡先生牙齿全无，双眼被眼屎糊住一半。他在警方有关他的报告上很快签上字，便急于想知道萨丽达是否能同特略先生结婚。这个问题一提出，萨拉维利亚·德·万卡太太，一个身材矮小、满脸皱纹的女人立刻走到法官面前，一边吻着他的手一边用哀求的声调请求法官行行好，强迫特略先生娶萨丽达为妻。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先生费了好大功夫才向这两位老人解释清楚，在他被授予的最大职权范围内，没有强制结婚这一项。看来，这对老夫妻更关心的是让女孩成婚而不是惩罚强奸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谈到事件本身，只在催问他们的时候才说上几句。可是他们花去很多时间细数萨丽达的美德，仿佛正在进行拍卖。

“问题就出在这里，”上帝的见证人一面咽下口水，一面绝望地说，“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强奸她！”

首先进来的是警察库西甘基·阿佩斯特吉和蒂托·帕里纳高卡，他俩用尊敬的口气证实了拘捕古梅辛多·特略时的现场情况，还证明，该嫌疑人除去否认指控，虽然由于他那宗教狂热而有点令人讨厌，却表现得乐意合作。书记员塞拉亚博士鼻梁上架着摇摇欲坠的眼镜，逐一地记录着警察的话。

“特略先生，我要对您说，”法官一字一顿、口气宛如长蛇般柔软但显得越发轻蔑，“你是耶和华的假见证人！是个骗子！”

这时上午刚过一半，这位法官漫不经心地玩弄着写字台上那把锋利的长裁纸刀，刀柄上镶有蒂亚瓦纳科遗址的图样。这是他的上司、同事和下属对他表示敬意的信物（当他庆祝获得律师头衔后的银婚纪念时他们馈赠的礼物）。他唤来书记员，指示要证人出庭。

“我没有碰过她，从没有和她单独说过话，昨天甚至没有看见她。”古梅辛多·特略说道，好似一头咩咩叫的羊羔。

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合上卷宗，在这个令人忧伤的早晨，法院里充满了嘈杂声，他开始沉思起来。“耶和华的见证人”？他见过这个教派的人。前几年，有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四处活动，有一天也跑来敲他家的大门，并递给他一份《觉醒》。他由于一时心软，便收下了杂志。于是从那时起，“见证人”就像星辰一样地守时，白天黑夜地踏进他的家门，坚持要他接受上帝的启示，给他送来大量不同风格和题材的小册子、书籍、报刊，直到用劝告、哀求和说教的文明礼貌方法已经不能将“见证人”请出家门，法官只好诉诸警方的武力了。而眼前的强奸犯居然是那种满腔热情地劝说人们皈依正宗的人。巴雷达·依萨尔迪瓦博士心里想，这个案件一定很有意思。

“你是一个无耻之徒、一个惯于装腔作势的人、一个言而无信的家伙，”法官斩钉截铁地斥责道，“如果说你不在乎法律和道德，那么至少要尊重你整天挂在嘴上的上帝吧。想想吧，上帝眼下就在注视着你。想想吧，上帝听见你撒谎，他会感到多么痛心。”

被告承认从那时起他就在鲁纳·皮萨罗大街12号居民楼以房客的身份定居下来，还承认认识万卡·萨拉维利亚一家。他说他曾经几次对这一家人进行过启发性谈话，朗读过一些有益的作品，但是毫无成效，因为像其他房客一样，他们受罗马异端邪说的毒害太深。当提到那个据称是受害者的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小姑娘的时候，他说他记得这个名字，并且暗示道，尽管她尚且处于童蒙阶段，他却没有失望，总有一天要把她引导到正路上去。当古梅辛多·特略听到对他的有关控告时，显得极为惊讶，当即否认犯罪事实，随后便放声大笑（故作姿态以便将来辩护？），并且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上帝为他设下的考验，从而检查他的信仰和牺牲精神。他还补充说，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征兵时没有中签，其实这正中下怀，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他想以此为例，宣讲他如何拒绝入伍，拒绝向国旗宣誓效忠，因为那是魔鬼的象征。恩里克·索托上尉追问他这些话是否有意反对秘鲁。对此，被告回答说，绝非如此，他所涉及的只是宗教问题。接着他便热烈地向索托上尉和警察们宣讲起来。他说耶稣并不是神，而是神的见证人；还说天主教宣传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伪造的，是在撒谎，因为据《圣经》记载，他是被钉在一棵树上。关于这个问题，他奉劝他们去阅读《觉醒》半月刊，花上两个索尔就可以解决这类及其他疑难，并为人们提供健康的娱乐方式。索托上尉打断了他的话，发出警告说在警察局里不许进行商业宣传。上尉一定要他供出前一天晚上待在何地，做些什么，因为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毫不含糊地声称是前一天晚上被古梅辛多殴打、强奸的。特略明确地回答说那天晚上同每天夜里一样，他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着耶稣被钉上去的那棵树，在考虑为什么某些人说的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人人都能复活是错误的，因为有许多人永远不会复活，这说明灵魂终有一天会泯灭。当再次要他回到正题上来的时候，被告表示道歉，他说他这样做并非故意，而是无法避免，因为他总想时刻发出光和热去照亮别人。看着人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他感到万分焦虑。具体地说，他记不得那天黄昏或黑夜看见过萨丽达·万卡·萨拉维利亚。他请求当局将下面的意思记录在案：他虽然身遭诬陷，却并不怀恨那个小姑娘，甚至还要感谢她，因为他猜想这是上帝通过这小姑娘来考验他的信仰是否坚定。鉴于无法从古梅辛多·特略口中确定别人对他的指控，恩里克·索托上尉便结束了审问，将被告转交给司法部监狱看押，以便让法官进一步审理此案。

“无论是我的眼睛还是我的心灵，都从没有伤害过那个小姑娘。”古梅辛多·特略再次重复道，那声音是令人心碎的。

在分局里，恩里克·索托上尉询问被告是否愿意把鞋子和长裤放在院子里晒干。对此，古梅辛多·特略回答说，由于近来利马城内改变信仰的人日益增多，他已经习惯穿着湿衣湿鞋走路。索托上尉立即进行审讯，被告对此表现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当问他一般情况时，他说姓名是古梅辛多·特略，母亲是古梅辛达·特略女士，莫盖瓜省人，已故，父亲情况不详。他本人大约也出生于莫盖瓜省，现年二十五岁或者二十八岁。关于年龄不准确的问题，他解释说，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将他送给省城里由天主教开办的孤儿院。他说，他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愚昧教育，幸运的是到了十五岁或十八岁的时候便摆脱了他们的愚蠢言行。他解释说，活到十五岁或十八岁时发生一起大火，孤儿院被烧得一干二净，全部档案也付之一炬，所以他的准确年龄便成了秘密。他声称，这场灾难是命里注定的，因为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从智利徒步到利马的一对智者夫妇，他们一路上宣讲使盲人可以看见光明、使聋子可以听见声音的真理。他再三强调，他随同这对智者来到利马。至于这对夫妻的名字，他婉言拒绝说出，因为他说只要知道有这么两个人存在于世就足矣，何必贴什么标签？他还说，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到现在，一部分时间从事机修工作（他在孤儿院学了这门手艺），另一部分时间宣传真理。他说，他曾在波雷尼亚、毕达尔德、阿尔多斯区居住过，八个月前才搬到维克多里亚区，因为他在印地摩托气焊修理部找到了工作，而以前住的地方离修理部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