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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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加丽塔太太和女儿把一张床搬到房间里，很快铺好了。塞巴斯蒂安先生那时五十岁，正当年富力强，在睡觉前，习惯做四五十下俯卧撑（在睡觉前做，而不是在早上醒来时做，以区别于平民）。但是那天晚上，为了不打扰埃塞基耶尔，他没有做。晚餐时，那个神经质的人喝过香喷喷的肉汤，早早地躺下了，他说有塞巴斯蒂安先生陪着，早已安定下来，肯定能睡得像冬眠的旱獭。

塞巴斯蒂安得救了，这是真的。但开始时，他的康复似乎并不足以解除警方的疑团。由于挨了那么多刀，受了惊吓，妻子的名声又遭到污损，他变成了哑巴（人们甚至议论说他成了傻子）。他不会说话，像乌龟那样用嗜睡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一切，看着所有人。他的手指也不听使唤，甚至不能（他想那样做吗？）写字来回答糊里糊涂的审判中对他的提问。

正因为如此，当埃塞基耶尔刚从北方旅行回来那天吃午饭时突然呜咽起来，其他房客们——一位安卡什的调停法官、一位卡哈坦沃的神父和两个瓦努科的姑娘（护士学校的学生）——大为不满，同时把一小盘菜豆打翻在桌子上，贝瓜一家则大惊失色。全家三口人把他送回房间，塞巴斯蒂安先生将自己的手帕借给他，玛尔加丽塔太太煮了加薄荷的马黛茶给他喝，罗莎用毯子把他的脚盖好。过了几分钟，埃塞基耶尔·德尔芬安静下来，请求原谅他感情脆弱，解释说最近他的精神非常紧张，不知为什么随时随地都会发病，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他很害羞，用一种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向贝瓜一家倾诉，晚上他害怕，蜷缩着身子彻夜不眠，浑身出冷汗，总是想到鬼怪，孤单单一个人熬到天亮。听了他的这番话，罗莎洒下了眼泪，跛脚女人画了十字，塞巴斯蒂安先生自告奋勇和他睡一个房间，以便给他壮胆，使他轻松入眠。埃塞基耶尔·德尔芬吻了他的手，以示感邀。

审判的声势很大。开庭期间，这座国王的城市一片沸腾。在利马、秘鲁（整个混血的美洲？）等地人们群情激昂地注视着法庭辩论、专家答辩和反答辩、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辩护。辩护律师是从大理石之城罗马赶来的著名法学家，他特地前来为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辩护，因为鲁乔是一位意大利姑娘的丈夫，而那位姑娘不但是他的同乡，还是他的女儿。

塞巴斯蒂安先生更是喜欢他。勤恳、跛脚的女主人没有给他生儿子，他大概把这个瘦弱的推销人当成自己的儿子加以宠爱。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他带他去散步，一直漫步到利马的圣罗莎教堂，在那儿，他看着他把一枚金币扔到井里，偷偷地请求宽恕。一个盛夏的星期天，他在圣马丁广场请他喝冰镇柠檬水，他看到这个小伙子缄默、忧郁，觉得他文雅高尚。他心灵上有什么神秘的痛苦或者病魔在折磨他的身体吗？或者他在爱情上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埃塞基耶尔·德尔芬守口如瓶，如一座坟墓。有时，贝瓜一家小心翼翼地安慰他，叫他把忧愁倾诉出来，问他：那么年轻，为什么总是一个人？为什么从不光顾任何娱乐场所，从不看电影？为什么不笑，而总是无精打采、唉声叹气？他只是羞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辩白几句，然后就到厕所去，在那儿有时一待就是几个钟头，说是大便干燥。去工作和回来的路上，他木头人儿似的不说一句话——贝瓜一家从不知他从事什么行业，卖什么东西。在这儿，在利马，当他不工作时，便关在自己房间里，不知是读他的《圣经》还是默默祈祷？玛尔加丽塔太太和塞巴斯蒂安先生对他深表同情，有意当红娘，鼓励他去看罗莎弹钢琴，以便消遣。他服从了，待在大厅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专心致志地听着。最后，他总是很有礼貌地鼓掌。他经常陪塞巴斯蒂安去做早弥撒。那一年的圣周，他和贝瓜一家跑遍各个地方进行朝拜，好像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了。

国内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药品推销人是无辜的——所有报纸都坚持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塞巴斯蒂安先生险些被妻子和女儿伙同安卡什的法官、卡哈坦沃的神父和瓦努卡的女护士们害死，毫无疑问，这是为了遗产和金钱。罗马法学家威严地支持这种见解，他断言说，由于埃塞基耶尔·德尔芬患有轻度的疯癫症，塞巴斯蒂安一家和房客便合谋栽赃他（也许是诱使他犯罪）。新闻刊物把积攒起来的材料大肆宣传、赞扬，并且作为证据抛出来：头脑清醒的人能相信一个人会老老实实地挨十四也许十五刀吗？按常理，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如果痛得大声喊叫，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他的妻子、女儿、法官、神父和女护士全然没听见吗？其实“殖民公寓”的隔墙只是一层抹了黄泥的芦苇，连苍蝇嗡嗡叫、蝎子爬都能听得到。瓦努科的房客，那些护士学校的高才生，竟然没想到为受伤者做急救处置，而是看着绅士大出血却无动于衷，守等救护车，怎么可能呢？六个大活人看到救护车迟迟不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即使先天智力发育不全的人也会想到——要叫一辆出租车，而且出租汽车站就在“殖民公寓”那个街角上，这又怎么可能？所有这一切不都是非常奇怪、非常复杂且很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