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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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时光一天天流逝，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殖民公寓”里真正动人的人物是监护人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这位老人有宽宽的前额，鹰钩鼻，目光敏锐，耿直忠厚。他的祖先贝瓜兄弟是昆卡高原人，这些西班牙征服者跟随皮萨罗来到了秘鲁。可以说，塞巴斯蒂安·贝瓜先生这个顽固守旧的人不仅从祖辈身上继承了无情棍打千万个印加人（每个人都挨打）且使不少库斯科长明灯侍女怀孕的本领，而且保留了纯洁的天主教精神，厚颜无耻地相信古代名门绅士可以靠租金和掠夺而不靠汗水来生活。他从小就天天去听弥撒，每星期五必然朝拜林皮西斯的耶稣，领食圣餐；对上帝一向十分虔诚，每月至少有三天鞭打自己或穿苦行衣。他对劳动，对低级的、充满市民味的琐事向来深恶痛绝，甚至连维持自己生活的地租都不去征收。在利马定居之后，他没有一次到银行取过投资股票的红利。这类家务琐事实际上都该是女人管的，因而都落在了勤恳的玛尔加丽塔肩上。女儿长大之后，便由女儿，即原来的女钢琴家照管。
贝瓜一家似乎已经适应了平庸的生活，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清晨，原子弹夷平了日本城市，这使贝瓜家里立刻沸腾起来，家里的收音机已经多年不用，因为没有钱，报纸也多年不订了。世界上的新闻传不到贝瓜家里，只是偶尔从没教养的房客的评论和闲聊中听到一点。
罗莎小姐具有（更确切地说是过去具有，因为自从那个大悲剧发生之后，情况变了）艺术家的心灵和手指。童年时，在阿亚库乔，她家还处在鼎盛时期（有三间青石大房、土地和绵羊），罗莎就开始学弹钢琴，而且学得很出色，竟然在城里的剧院举行了独奏音乐会，市长和监察官亲临欣赏。她的父母听着人们的喝彩和掌声，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贝瓜一家在这场光荣晚会的激励下——演奏中他们也顿足助兴——决定卖掉全部家产搬到利马去住，以便让女儿成为独奏家。为此，他们买下了这座房子（后来又一间间地卖掉或租出去），买了一架钢琴，把这位具有音乐天赋的女孩送进了国立音乐学院。但这个淫乱的大城市很快使他们愚蠢的幻想破灭了，贝瓜一家立刻发现很多他们过去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利马这座阴暗龌龊之城有数不尽的犯罪分子，这些罪犯毫无例外地都想和有艺术才华的阿亚库乔姑娘通奸；罗莎这个梳着锃亮发辫的姑娘总觉得有人在盯着她，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从早到晚不断地讲着：独唱老师曾气喘吁吁地扑向她，企图在一堆乐谱上干那桩罪孽事儿；音乐学院的看门人曾猥亵地问她：“你愿意当我的姘头吗？”两个男同学曾要她到厕所看他们撒尿；她向街角的警察问路，警察认错了人，想摸她的乳房；公共汽车上，司机收票时捏了她的奶头……为了保护姑娘的处女膜完好无损——依照山里人的道德观念，处女膜要保持得如同大理石一般洁白无瑕，年轻的女钢琴家只能把它献给未来的主人和丈夫——贝瓜夫妇决定让女儿从音乐学院退学，聘请了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他们把罗莎打扮得像个修女，除非由双亲陪伴，不许她上街。从那时起，二十五年过去了。处女膜的确依然存在，完好无损，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它已没有多大价值了，因为失去了魅力——而且现在的青年人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眼里——昔日的女钢琴家（自那出悲剧以后，钢琴课取消了，为了付医院和大夫的医疗费又卖了钢琴）没有别的东西好奉献，变得麻木不仁，驼背了，矮小了。她身上裹着使人性欲大减的长衫，头上戴着包住头发和前额的兜帽，哪里像个女人？简直是个行走的包裹。她硬说男人们摸她，居心不良地吓唬她，强奸她。但是到了这步田地，连她的父母也暗暗自问：她那些幻想是否真有其事？
但是，那天下午，真是太凑巧了，一个卡斯特罗维雷伊纳的卡车司机吐了一口黏痰后粗野地哈哈大笑起来，喃喃自语道：“这个神经病患者要抽彩票了！”接着把一张刚刚读过的《最后一点钟》扔到大厅里满是刀痕的小桌子上。那位从前的女钢琴家拿起来翻阅，突然，她的脸色变得煞白，似乎被吸血蝙蝠吻了，一边喊叫着妈妈，一边往房里跑去。母女俩一起把那条揪动人心的消息读了一遍又一遍，随后又扯着嗓子轮流读给塞巴斯蒂安先生听。毫无疑问，他明白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他将唉声叹气，出大汗，痛哭，着魔似的在地上打滚。
如今，“殖民公寓”正值衰退，房客全是些下等人和付不起房租的穷光蛋。最高级的也只不过是些来首都拜会大主教的省城神父，最贫贱的算是青紫脸膛、羊驼眼睛、钱放在玫瑰色手绢里、用克丘亚语祈祷的乡巴佬。当然，公寓里没有雇女佣，所有杂事，包括铺床、收拾、打扫、采购和做饭全落在玛尔加丽塔·贝瓜太太和她女儿身上。她女儿是个四十岁的老姑娘，有一个散发着芳香气味的名字：罗莎。玛尔加丽塔·贝瓜太太是一位矮小瘦弱的女人，脸上皱得赛过葡萄干，不知为什么，看上去像只小猫（虽然公寓里并没有猫）。她从早忙到晚，为家庭和生活奔忙，众所周知。她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二十厘米，穿着一只高跷似的鞋，鞋底像擦皮鞋人的箱子。这只鞋是几年前阿亚库乔一位心灵手巧的祭坛装饰家给她做的。当她拖着腿走路时，地板便震动起来。她一贯俭省，但久而久之，美德就变成了怪癖。现在，毫无疑问，“吝啬”这个辛辣的形容词对她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例如，她只许房客在每月第一个星期五洗澡，并且把阿根廷人的习惯——在这个兄弟国家里，每家都是如此——强加给房客：大便后不拉水箱，而是每天只拉一次（这个活儿由她在临睡前亲自动手），因此公寓里到处都散发着刺鼻的臭味，那些刚刚住进来的人被熏得头昏脑涨（这位想象力丰富的女人对任何事都可以编出个缘由来，硬说多亏这股味道，人们才睡得香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