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亚马孙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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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扑克牌桌上还有沃尔特·福尔克和亨利·费尔加尔，另外几名委员会成员都躺在自己的吊床上休息了。那是一个平静、温暖的夜晚，圆圆的月亮照在亚马孙河上，闪着粼粼的银光。
在等待委员会期间，他没有浪费时间，找了几个人谈话，但主要还是检查商店里的结算清单、账本及行政记录，他想看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预支给印第安人、工头和“小伙子”食物、药品、衣服、武器和用具时多加了多少价钱。每种东西加价的比例都不一样，不过所有的卖品经常是两倍、三倍，有时甚至五倍地加价。他买了两件衬衫、一条裤子、一顶帽子和一双短统靴。在伦敦，所有这些东西只需这里价钱的三分之一。挨宰的不光是印第安人，就连在普图马约执行站长们命令的那些不走运的倒霉蛋、流氓、打手也都挨了宰。因此有的人一直欠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债，一生被束缚在公司上，直到死去或被认为不中用，就不足为奇了。
“也许您和我对所谓文明有着不同的概念，我的朋友。”罗杰凯斯门特一直用淡定的声调讲话，使得维克多·以色列很恼火。
1893年，首批橡胶商来到普图马约并开始“打猎”时，该地区有多少印第安人？到了1910年还剩下多少人？罗杰对此很难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没有严肃的统计数字，这方面留下来的记录也含混不清，各不相同。做出可信估计的，看样子只是那位不幸的法国探险家兼人类学家尤金·罗比雄（1905年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辖地绘制地图时，在普图马约地区神秘失踪了）。据他的估计，在橡胶把“文明人”吸引到普图马约之前，该地区七个部落（乌伊托托、奥凯玛、穆伊南、诺努亚、安道克、列希加洛和波拉）应该共有十万人左右。胡安·蒂松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他据各方面的分析核对，坚持认为四万这个数字更接近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剩下的幸存者还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橡胶商们强加给该地区的管理制度已经消灭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印第安人。当然，许多人是死于天花、疟疾、脚气病与其他疫病，但是，大多数确实死于剥削、饥饿、肢解、颈手枷和杀害。照这样下去，所有这些部落都将步伊瓜拉西族的后尘：全族灭绝。
“可我并不是那种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也不会把自己天生兔唇的子女扔到河里去喂亚古妈妈。”橡胶商爆发出一阵带有讥讽意味的大笑，很不满地反驳道，“您是不是把那些食人的野蛮人跟我们这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来把森林地区改造成为文明土地的先驱者、企业家和商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看待了？”
两天后，委员会的同事到达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看到阿曼多·诺尔曼德带着他的女人也一起来了，罗杰感到很奇怪。福尔克和巴恩斯说，这位马坦萨斯站的站长一起来的理由是，他要在秘鲁港亲自监督橡胶装船，但实际上他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得知巴巴多斯人对他的指控，他就大肆进行贿赂和威胁，企图让他们翻供。在利维等人的身上也确实得逞了，他们给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肯定是诺尔曼德本人替他们起草的），否认了所有证词，说委员会“用欺骗的手法”进行诱供，因此他们要以书面说清楚，秘鲁亚马孙公司从未虐待过印第安人，职工们和谐相处，共同为秘鲁的繁荣昌盛而工作。福尔克和巴恩斯设想，诺尔曼德还要贿赂和威胁拜肖普、西利和莱恩，没准还有凯斯门特本人。
“我指的是关于您所谓的野蛮人的观点。”凯斯门特用平静的语调解释道，仿佛在谈论天气或蚊子，“请您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在那里，在他们的部落里，生活了若干年、若干世纪。有一天，来了几个白人或梅斯蒂索人，带着长枪和左轮手枪，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耕地、房子，到几十、几百公里外的地方，为了外来人的利益去收割橡胶，而这些外来人唯一的道理就是手中的武力。那么，您会高高兴兴地去收割那著名的橡胶吗，维克多先生？”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阿曼多·诺尔曼德就来敲门了，建议要与罗杰进行一次“坦率而友好的谈话”。这位马坦萨斯站站长已经不像上次对罗杰那样自信而高傲了，看得出他很紧张，讲话时搓着双手，咬着下唇。二人来到了存放橡胶的棚子，那是一块荆棘丛生的空地，昨晚的大雨给空地添了几处满是蛤蟆的水洼，空气中飘散着橡胶的臭味。罗杰脑子里想，那臭味不是来自放在棚子里的橡胶，而是来自那比起他来简直是侏儒的红发矮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诺尔曼德的讲话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在原始森林里度过七年，对一个在伦敦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他不愿意他的生活因误解和嫉妒导致的污蔑被卷进法律纠纷之中而中断，从而不能实现他回到英国的愿望。他以人格担保，他的双手没有染上鲜血。他问心无愧。他的确严厉，但公平。为了改善企业的运营，他愿意采纳委员会和领事先生建议的一切措施。
维克多·以色列是瘦高个儿，长长的披肩直发已有一缕白发，瘦脸庞上的胡子几天未刮，一双小小的、靡菲斯特式的三角眼困惑不解地望着罗杰·凯斯门特。他穿着红背心，这还不算，肩上还挂着五颜六色的领巾似的背带。
“停止‘打猎’，不要捕捉土著人；”罗杰数着手指，一项一项地慢慢说着，“不许使用颈手枷和皮鞭；不许强迫印第安人进行无偿劳动；站长、工头和“小伙子”不许强奸和抢走土著人的妻女；停止体罚；对被杀害者、被烧死者、被割掉耳鼻手脚者的家属给予赔偿；不许用做了手脚的磅秤对土著人进行掠夺；不许在商店中以抬价的方式使土著人终身负债；等等。当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才能使秘鲁亚马孙公司称得上是一家英国公司。”
“哼，您这话不过是一种看法，”罗杰·凯斯门特不紧不慢地打断他，“还有另一种看法。”
阿曼多·诺尔曼德脸色发青，不懂地看着他。
罗杰又记起了在秘鲁与巴西交界处从塔巴廷加到伊基托斯的瓜伊娜号上同橡胶商维克多·以色列的激烈争论。维克多·以色列是马耳他的犹太人，在亚马孙地区居住多年，罗杰与他在甲板上有过很有意思的长谈。此人喜穿奇装异服，总像戴着假面具，讲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他喜欢喝白兰地，一面喝酒玩牌一面讲述自己的冒险生活，讲得很生动，仿佛是从流浪汉小说里抄下来的。他有着一个很不好的习惯：用老式手枪朝轮船上空盘旋的红羽苍鹭射击，幸亏很少击中。直到有一天，罗杰记不清几月几号了，维克多·以色列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大加赞扬，说他把亚马孙从野蛮的原始时代拯救了出来，使之融入了现代世界。他还为“打猎”行径辩解，说正是由于这种做法，才有了割胶的劳动力，因为森林里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劳动力去割取这种造物主赐予该地区、造福秘鲁人的贵重物质。由于野蛮人懒惰、愚蠢，不肯劳动，这种“天赐之物”正在被浪费掉，橡胶商们才不得不到部落里强行拉夫。其实这一做法对企业来说也有时间和钱财上的损失。
“您是不是想让秘鲁亚马孙公司消失，凯斯门特先生？”
他太不慎重了，怎么能冒犯领事呢？那是一个可怜的好人，他也许只是不想卷入麻烦地熬到退休，回到英国，隐姓埋名地在自己靠积蓄分期付款在萨里郡买下的小屋的花园里种种花，养养草。这才是他应该做的，心不烦，也没病。
“正是，所有的杀人者与施刑者，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到您，都要因你们的罪行而受到审判，终身监禁。”
罗杰站起来，向房子的主人道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暴雨雨势减弱，但仍然下着。与卧室邻近的阳台已被淋湿，植物散发出的气味和湿泥土味很浓。夜色很黑，昆虫的嗡嗡声密集了起来，仿佛不光是从树林里发出来的，房间里也有。跟随暴雨而来的是另一种雨点：一种叫做吸血猎蜻的黑色甲虫。第二天，这些甲虫的尸体就会铺满了阳台，像地毯一样；要是踩一下，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地上就会出现黑色的血迹。罗杰脱下衣服，换上睡衣，躺倒在蚊帐里的床上。
罗杰向前走了一步，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面部扭曲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罗杰立刻悔不该对这个他看不起的人有所松懈，他遇到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此人当时可能就有要消灭他的念头。他早就预料到了。诺尔曼德既不傻也不懒，他会为此有所行动。罗杰犯了严重的错误。
“对不起，我惹您生气了，斯泰尔斯先生。我们不谈这事了。”
不久，胡安·蒂松告诉大家，马坦萨斯站的站长已经要求公司跟他结账，要现金，不是秘鲁索尔，而是英镑。他将乘自由号同委员会一起回伊基托斯，其企图很明显：在朋友和同伙的帮助下淡化对他的责备和指控，并保证他外逃成功——他无疑想逃到巴西去——在国外，他有一大笔积蓄，坐牢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了。胡安·蒂松还告诉大家，五年来他一直收取马坦萨斯站所搜集的橡胶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当年的产量超过前一年，还有每年二十英镑的奖金。
“我来到这里是执行领事任务，为我的国家服务。”斯泰尔斯先生看着地上的棕榈席，接着说道，“我向您保证，我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里的英国公民并不多，我都认识。我要保护他们，他们有任何需要，我都要为他们服务。我要尽力促进亚马孙地区与英帝国之间的贸易，向我的政府通报这里的贸易活动、来往船只的情况及边境发生的意外事件。在我应尽的责任中并没有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白人和梅斯蒂索人对亚马孙印第安人干的不法行为这一项。”
之后的日子里，罗杰干的都是些令人窒息的例行公事，与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谈话，继续揭露一系列的暴行。他感到浑身无力，晚上又发起烧来。他担心疟疾又发作了，于是在上床前加大了奎宁的剂量。由于担心阿曼多·诺尔曼德或其他站长会毁掉写有证词的本子，所以在每个收购站——恩特雷·里奥斯站、雅典站、南方站和乔雷拉站，他都把文件带在身边，不让任何人碰。晚上，他就把文件塞到他睡的木床或吊床下，手边放着上了膛的左轮手枪。
罗杰没说话，也不知道需要知道什么。也许从现在起，英国领事可能会成为他要小心对付的另一个敌人。
在乔雷拉站，一天，整理箱子准备回伊基托斯时，罗杰看到二十几个来自奈门村的印第安人拉着橡胶来到营地。装卸工中有年纪轻的，也有成年人，还有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很瘦弱，头上顶着一个比他本人还大的橡胶筐。于是罗杰随着他们去到了磅秤前，维克多·马塞多正在接收。男孩的那筐重二十四公斤，而这个叫做奥马里诺的男孩的体重只有二十五公斤。头上顶着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能在森林里走这么长的路到达这里呢？男孩的背上也有鞭打留下的疤痕，但眼光中流露出活泼愉快的神情，常带笑容。罗杰在商店里买了一个肉汤罐头和一个沙丁鱼罐头给他吃，从此奥马里诺就留在他身边，不离左右，罗杰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维克多·马塞多指着男孩对他说道：
“不是审判官，而是主持正义者。”领事露出不快的样子，纠正道，“要不就是，您如果愿意，一位英雄。我跟您说过，我不喜欢英雄。请不要把我的坦率当作恶意。再说了，您也不要抱什么幻想，这里发生的事是您改变不了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也改变不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事，我指的是伺候人，是他们的运气。相比起来，在部落里成长要糟糕千倍。在部落里，他们吃的是虱子，不满十岁就死于间日热或任何一种传染病，或在橡胶公司里像牲口那样劳作。可在这儿，他们生活得很好。我知道，对我的这种实用主义，您很反感。”
“我看他跟您很亲热，凯斯门特先生，您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呢？他没有父母，我把他送给您了。”
此时，领事流露出了敌视的表情，摇扇的手慢下来，眼光中除了敌意，又多了些疑惧不安。
后来，罗杰思忖着，维克多·马塞多的“我把他送给您了”这句话固然是想讨好自己，却也说出了比其他任何证词更多的内容：这位站长可以把他辖地里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送给别人，也就是说，那些装卸工和收割工跟树木、房屋、枪支和橡胶筐一样都是属于他的。罗杰问蒂松，把奥马里诺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反奴隶制协会会不会保护他，负责让他受到教育？后者并不表示反对。
“我并不想冒犯您，”罗杰道歉道，“我只想弄懂我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伊基托斯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一点儿也不愿意让您把我看作审判官。”
几天后，安道克部落一个叫做阿雷道米的少年也来了，跟奥马里诺在一起，他是从南方站来到乔雷拉站的。第二天，罗杰在河里洗澡的时候，看到那少年同另外几个土著人在戏水。少年很漂亮，匀称的身材很优美，动作灵敏、自然。罗杰心想，赫伯特·沃德完全可以为这个少年创作一座美丽的雕像，作为被橡胶商剥夺了土地、人身和美感的亚马孙男性的象征。他把食物罐头分给在洗澡的安道克人。作为感谢，阿雷道米吻了他的手。他很厌恶，也很感动。少年跟着他回到了住处，一面讲话，一面做着激烈的手势。但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便把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叫了来，后者翻译道：
罗杰点了点头，喝了一口葡萄酒。
“他让您把他也带走，到哪儿都行。他会好好地服侍您的。”
“是我继承下来的。”英国领事干巴巴地答道，“我的前任凯奇斯领事回国前连同房子一起留给我的。不能说是雇的，在伊基托斯不时兴这个。这四个仆人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在合同上签名。在我家，他们有吃、有穿、有地方睡。此外，我还给他们零花钱。我敢说，在这种地方是不常见的。这四个人想走就可以走。您可以跟他们谈谈，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到别处去找工作。您会看到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凯斯门特先生。”
“你告诉他，我不能带他走。我已经答应奥马里诺了。”
“有，不过不像这里这么普遍。请原谅我的不礼貌，请问您的四个仆人是雇来还是买来的？”
但阿雷道米不甘心，不是在罗杰睡觉的茅屋旁站立不动就是在罗杰身后几步远处跟着他，罗杰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眼光中流露出无声的恳求。罗杰只得去跟委员会和胡安·蒂松商量，问他们除了奥马里诺，把阿雷道米也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两个男孩也许会使他的报告更有份量：两个人身上都有鞭打的疤痕，也都相当年轻，适于接受教育并加入到非奴隶制度的生活中。
“在刚果就没有这种事吗？”领事答道，想避开这个话题。
乘自由号出发的前夕，南方站的站长卡洛斯·米兰达带着近百名印第安人来到了乔雷拉，后者都扛着最近三个月收来的橡胶。卡洛斯·米兰达是个胖子，四十岁的样子，皮肤很白。从言谈举止来看，他比其他站长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无疑出身于中产阶级；但从他的个人资历来看，此人在嗜血方面并不比其同事们差到哪儿去。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曾收到关于某个波拉老妪事件的几项证词。几个月前，在南方站，一位老妪因绝望或发疯，一时冲动，高喊着要求波拉人起来进行斗争，不要再受屈辱，不要再受奴役。她这一声喊叫吓得周围的土著人愣住了。卡洛斯·米兰达暴跳如雷，抢过一个“小伙子”的砍刀，扑上去就把老妪的头砍了下来。然后拿起那血淋淋的人头，挥舞着警告印第安人，谁若学老妪的样子，不好好干活，谁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个随时砍下人头的人却显得是个脾气随和、常带微笑、爱说话、不拘小节的人，对待罗杰及其同事和蔼可亲，常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荒唐人物的故事和笑话。
斯泰尔斯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摇椅里摇动起来。他并没有掩饰自己苦恼的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说：“您明天就要去普图马约了，您不知我对此有多么高兴。但愿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凯斯门特先生。”
1910年11月16日，星期三，在乔雷拉码头登上自由号返回伊基托斯时，罗杰·凯斯门特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离开那个地方，他觉得身心都洗去了某种哪怕在刚果最困难时期都未有过的压抑感。除了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在自由号上，他还带了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及其五个土著人妻子以及约翰·布朗、艾伦·戴维斯、詹姆斯·麦波、乔舒亚·戴亚尔与菲利普·伯特·劳伦斯等人的孩子。
“据乌鲁蒂亚神父说，伊基托斯几乎所有的仆人都是被抢来卖到这里的。”凯斯门特盯着领事的眼睛问，“是这样吗？”
把巴巴多斯人带上船是经过与胡安·蒂松、维克多·马塞多、委员会成员及巴巴多斯人本人艰苦谈判的结果，谈判充满了让步与修正的复杂过程。所有这些巴巴多斯人在提供证词前都要求保障人身安全，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的证词能把站长们关进监狱，他们将会遭到报复。凯斯门特答应亲自把他们活着带出普图马约。
斯泰尔斯先生沉默着，拼命摇着扇子。
但是，早在自由号到达乔雷拉的前几天，公司就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阻止巴巴多斯籍工头走掉。为了留住他们，公司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报复，答应给他们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维克多·马塞多还宣布，不管他们的决定如何，秘鲁亚马孙公司已决定扣除他们因在商店购买药物、衣服、家庭用具与食物而欠下的债务的百分之二十。众人都接受了这个提议，不到二十四小时，巴巴多斯人就通知凯斯门特说不跟他走了，愿意留在站里干活。罗杰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施压和行贿使得这些人没等出发就要收回证词，还要指控是罗杰编造了这些证词，并威胁着强加给他们。罗杰去跟胡安·蒂松谈。蒂松说，对所发生的事，他跟罗杰一样感到难过，也想加以纠正，但他毕竟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高层，他不能也不应该对巴巴多斯人施加影响，让想留下的人走掉。另一位委员亨利·费尔加尔，以同样的理由支持蒂松的说法：他在伦敦也是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工作的，他愿意对亚马孙地区的工作方式进行深刻改革，但不能做对他所服务的企业不利的事。凯斯门特感到天要塌下来了。
“我指的是从部落抢小孩的事，”罗杰接着说道，“小孩被带到这里，以二三十索尔的价钱卖给家庭。”
但是，在这充满法国传奇剧般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2日下午，自由号到达了乔雷拉，带来了伊基托斯和利马的信件与报纸。秘鲁首都的《商报》在两个月前登了一篇长文，宣称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政府就普图马约橡胶商所犯暴行一事，应英国和美国的请求，已经把秘鲁法律界的明星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以特命全权法官的身份派来亚马孙地区，其任务就是进行调查并立即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如有必要，还要派去警察和军人，使罪行责任人难逃法网。
领事尝了一口葡萄酒，又摇起了扇子。罗杰感觉他的圆脸有些发红。外面的暴雨伴随着长长的、震耳欲聋的雷声，怒吼般地下着，闪电不时地照亮黑暗的树林。
这一报道在阿拉纳公司的雇员中间像爆炸一颗炸弹。胡安·蒂松告诉罗杰，维克多·马塞多很紧张，他召集了各个站的站长，包括最边远地区的站长，来乔雷拉开会。蒂松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被重重矛盾撕裂了人格的人物，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秘鲁政府终于决定有所行动了，他为自己国家的尊严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这一丑闻意味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倒台，因而也会导致他本人的倒运。一天晚上，蒂松喝着温暾的威士忌酒向罗杰坦白，他的全部财产，除了在利马的一所房子，都买了公司的股票。
“是这样的，乌鲁蒂亚神父来到这里不到一年，从来没离开过伊基托斯，”凯斯门特说道，“所以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地发生的事，他也知道得不多。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另一种人间悲剧。”
利马来的消息衍生出的谣言、流言蜚语和恐惧让巴巴多斯人又一次改变主意，这回他们愿意走了。他们还担心当秘鲁籍的站长们大举报复、对土著人施加酷刑或加以杀害后，就会把责任推到他们这些“外国黑鬼”身上，所以他们愿意赶快离开秘鲁，回到巴巴多斯。这种不安全感把他们吓得要死。
领事是不是看出了二人正在进入地震地区？他那突出的眼睛闪烁出一丝不安的光芒，光秃秃的脑袋在房间中央桌上噼啪作响的油灯照射下闪闪发亮，右手摇动着的扇子也停了下来。
罗杰·凯斯门特心想，这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如果跟他去伊基托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譬如公司把所有罪行的责任都推在他们的身上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要么贿赂他们，让他们收回证词，诬蔑凯斯门特强迫他们作伪证。解决的办法是让巴巴多斯人在到达伊基托斯之前在巴西领土的某个停泊地下船，在那里等着罗杰转乘阿塔瓦尔帕号去接他们，然后乘阿塔瓦尔帕号从伊基托斯向欧洲行驶，在巴巴多斯停靠。罗杰这么想着，但谁也没告诉，只对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了。后者表示同意他的计划，并提醒罗杰，此计划不到最后时刻，最好对巴巴多斯人也不要讲。
“您指的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吗？我很少跟他打交道，总的来说是个好人。这几天您常见他？”
自由号出发时，码头上有一种奇异的气氛，站长们一个也没来送行。据说他们中有几个人决定去巴西或哥伦比亚。胡安·蒂松还要在普图马约待上一个月，他拥抱了罗杰，祝他一路平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要在普图马约再待几个星期，主要进行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研究。他们也去码头送行，双方约好在伦敦见面，好在罗杰把报告呈给外事办之前再修改一下。
“斯泰尔斯先生，您对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有什么看法？”
在河上行驶的第一个晚上，月亮圆圆的，发红的月光照亮了天空，也反射在阴暗的河水中，迸出银鱼般的点点星辰。一切都是那么温暖、美好、安谧，只是还能闻到橡胶的气味，好像那气味钻到鼻子里就永远不出来。罗杰在船尾甲板上倚栏观赏着那景色，很久之后才发现自己脸上的泪水。上帝啊，安谧是多么美好！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在斯泰尔斯先生的小客厅里，他与领事一面听雨点落在锌皮房顶和瓢泼雨水打在阳台玻璃与栏杆上发出的声音，一面跟往常一样喝着葡萄酒。罗杰顾不得谨慎不谨慎了。
航行的头几天又累又烦，不能检查所做的卡片和本子上的记录，更无法起草报告。他睡得很少，还做噩梦，经常在夜里起来。如果是晴天，就到甲板上去观赏月亮和星星。
乘自由号前往普图马约的前一天，罗杰·凯斯门特决定坦率地和斯泰尔斯先生谈一谈。在伊基托斯逗留的十三天里，他与英国领事有过多次谈话，但从不敢涉及这个话题。他很清楚他这次的任务招来了许多敌人，不仅在伊基托斯，还在整个亚马孙地区。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同橡胶商打交道陷入了困境而不能跟这位能帮大忙的同事沟通，岂不荒唐？这种棘手的事不谈也罢。
船上有一名巴西海关处的管理人员，罗杰问他，那些巴巴多斯人能不能在某个巴西港口下船，转船到马瑙斯去等他，之后继续同行到巴巴多斯？那位官员说毫无困难。尽管如此，罗杰还是有些不安，担心会出事，使得秘鲁亚马孙公司得以逃脱制裁。自从他亲眼看到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命运之后，让世界了解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命运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10
另一个使他不安的原因是爱尔兰。他相信只有果断的行动——一次暴动——才能把祖国从像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及普图马约所有不幸的人那样因被殖民化而形成的“灵魂的缺失”中摆脱出来。自从得出这个结论，他就急不可待地想组织一场暴动，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英帝国对自己国家的奴役。
铁门的响声把他从美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睛，狱卒进来递给他一碗面糊和一块面包，那是他每天的晚饭。他想问一下时间，但知道对方不会回答，便克制住了。他把面包掰成小块，掺在面糊里，一勺一勺地喝起来。又一天过去了，也许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
自由号越过秘鲁边界（此时已经航行在雅瓦里河上）进入巴西的那天，一直困扰着他的疑惧和担忧心情消失了。但是接着又会进入亚马孙河，上行到秘鲁领土，他肯定，在秘鲁领土上，他还会感到揪心，某个意想不到的灾难将让他的使命失败，在普图马约几个月的努力会付诸东流。
快到马瑙斯了吗？塔巴廷加近了吗？普图马约呢？快到伊基托斯了吗？沿河而上还是沿河而下？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感到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轮船在发绿的河面上慢慢地行驶，马达的隆隆声陪伴着他的思绪。他已经放弃了外交生涯，获得了完全自由，此时又一次思忖起将来怎么办。也许把伦敦埃伯里街的寓所售出，住到爱尔兰去，分别在都柏林和厄尔斯特两地住，不再全身心地搞政治。要每天一小时、每周一天、每月一周用于学习。要重新拾起爱尔兰语的学习，某天用流利的盖尔语讲起话来，会让爱丽丝大吃一惊。用于政治上的每小时、每天、每周要集中在大问题上、与优先考虑的中心目的——争取爱尔兰独立、反对殖民主义——有关的大问题上。不要把时间浪费于搞阴谋、搞竞争、争高低，这些都是贪婪的政客们在党内、支部内、小队里争权夺利干的事，为此忘记了甚至破坏了首要任务也在所不惜。要在爱尔兰多走走，多看看，要去多尼格尔郡的安特莱姆峡谷、厄尔斯特、戈尔韦，也要去康内玛拉、托里岛那些遥远偏僻的地方，那里的渔民不懂英语，只讲盖尔语。要与农民、手工业者、渔民交朋友，他们朴素、勤劳、有毅力，抵制住了蜂拥而至的殖民者，保持住了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要倾听他们，向他们学习。要写出文章和诗歌，歌颂这些卑微的人几个世纪以来默默创造的英雄业绩。多亏了他们，爱尔兰才没有消亡，保持住自身仍是一个国家。
1910年11月21日，在雅瓦里河巴西埃斯佩兰萨港，罗杰让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四位妻子和四个小孩下了船。此前，头天晚上，他就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跟他一起去伊基托斯，就会有危险；公司买通了法官和警察，会拘捕他们，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他们身上，甚至以威胁和敲诈，让他们收回控告阿拉纳公司的证词。
他睡得很安宁，被梦境带进了亚马孙的原始森林。那是一个明亮的早晨，阳光直射，微风吹拂着船上的指挥台，降低了热度。没有蚊虫，他感到很适意。本来眼睛发炎，任何滴眼液和眼科清洗术都不管用，可最近折磨他的眼病不那么疼了；关节炎引起的肌肉疼痛、仿佛炙热的铁棒插入造成的火烧般的痔疮痛都消失了；双脚也消肿了。所有不舒服、病痛、小毛小病，二十年来在非洲患病的后遗症都没有了。他又感到年轻起来，很想在这里，在宽阔的、望不到对岸的亚马孙河上，像若干次在非洲那样再发一次疯：脱下衣服，从船栏处跳进漂满羊草和泡沫的绿色河水。他会感觉到全身都被那温和浓稠的河水冲击着，在钻出水面、露出头开始划动双臂、带着幸福感以海豚般的优美姿势游向船舷的同时，感到一种被净化了的舒适。船长与几名乘客站在甲板上向他做着夸张的手势，叫他游回来上船，否则会淹死，要么会被亚古妈妈吞掉。亚古妈妈是一种水蛇，有的长达十米，能把整个人囫囵吞下。
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同意了他的计划，在埃斯佩兰萨港下船，转乘另一艘船去马瑙斯。在马瑙斯，他们会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等着罗杰把他们接上布斯航运公司的阿塔瓦尔帕号，这条航线将从伊基托斯经马瑙斯到帕拉。到了帕拉再转乘另一艘船，就可以回家了。罗杰告别时为他们买来大量的食物，并给他们开了一张证明，说明他们去马瑙斯的船票将由英国政府支付；还给他们开了张介绍信，介绍他们去英国驻当地领事馆。
几点了？他还是不习惯不知道时间的生活。本顿维尔监狱的墙壁太厚了，再怎么努力也听不见街上的声音：钟声、摩托声、叫喊声、口哨声、艾斯林唐商场的嘈杂声，他是真听见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种奇怪的安静，坟墓般的安静。此时此刻的安静好像时间停滞，生活也停止。唯一能渗进牢房的杂音来自监狱内部：隔壁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铁门开开关关的声音、典狱长向狱卒带有鼻音的下令声。现在，就连本顿维尔监狱内部的杂音也没有了。这种安静使他痛苦，让他不能思考。他想重新拿起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读，但仍然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回了地上。他想祈祷，但祈祷太机械，继续不下去。很长时间，他僵硬着，一动不动，心中充满忧虑，脑子里一片空白，眼睛盯着屋顶上的一个湿点，仿佛等着水滴落下来。他慢慢地睡着了。
跟随他继续航行到伊基托斯的除了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还有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约翰·布朗及其妻儿、拉里·克拉克和带着两个小孩子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这几个巴巴多斯人要在伊基托斯拿些东西，并取出公司给他们开的支票。
只要一想起瑟詹特·A.M.沙利文，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他就感到沮丧。1916年，在那一年的四月末那黑暗的四天里，被判叛国罪的庭审情形浮现在他眼前。聘到一位同意为他在高等法院进行辩护的诉讼律师并不那么容易，乔治·卡万·达夫及其家人、朋友在都柏林，在伦敦联系的所有律师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在战争期间背叛祖国的人进行辩护。最后，爱尔兰人瑟詹特·A.M.沙利文同意了，那是因为他从未在伦敦法庭上为人辩护过。不过他索要一大笔酬金。罗杰的姨妹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不得不在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同情者中进行募捐。罗杰只愿作为起义者和斗士承担责任，想利用审判作为讲坛，来宣讲爱尔兰拥有争取主权的权利。但沙利文律师硬要进行常规的法律辩护，避免涉及政治，并强调据以审讯凯斯门特的爱德华三世法规只许涉及在本土而不涉及在国外所犯的叛国行为，归咎于被告的那些行为发生在德国，因此凯斯门特不应被看作背叛帝国。罗杰从不认为这一辩护策略会成功。更有甚者，在提交辩护词的当天，瑟詹特·沙利文上演了一幅可怜的场面：开始辩护不久，他就显得坐立不安，全身抽搐，面色灰白，高喊：“法官先生们，我不行了！”说着便倒在了法庭上，昏过去，由他的一名助手念完辩护词。所幸在助手念辩护词时，罗杰还能进行自我辩护。他宣称自己是起义者，为争取祖国独立的圣周起义进行辩护，为服务于祖国的独立运动感到骄傲。此刻，他仍为自己的这一辩护词感到骄傲。他想，在后代面前，这是一篇具有说服力的辩护词。
航行的最后四天，罗杰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整理文件，为秘鲁当局准备一份备忘录。11月25日，大家在伊基托斯下船，英国领事斯泰尔斯先生再次邀请罗杰住在他家，并陪罗杰到附近一家小旅馆为巴巴多斯人、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安排住处。斯泰尔斯先生显得很不安。有消息说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很快就要到来，就英国和美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指控进行调查，整个伊基托斯都紧张起来。为此担心的不仅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雇员，还有普通的伊基托斯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城市的生活全靠阿拉纳的公司。
爱国主义蒙蔽了清醒的头脑。罗杰永远怀念在格罗夫纳路爱丽丝家举行的那些聚会，其中有一次，爱丽丝在热烈的争论中说过这样的话——那位女历史学家确切的原话是怎样说的？“我们不应该让爱国主义冲动夺去清醒的头脑、理性和才智。”大概如此。不过，他记得当时乔治·萧伯纳对在场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说过刺耳的讥讽话：“这二者是不相容的，爱丽丝，您别自欺欺人了。爱国主义是一种宗教，与清醒的头脑互不相容，纯粹是愚昧主义，是宗教行为。”他的讥讽口气往往让对方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直觉这位剧作家看似宽厚的话语后面往往包含着毁灭性的意图。“宗教行为”在这位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者嘴里意味着“迷信、弄虚作假”或更坏的东西。尽管如此，这位什么都不相信又出言不逊的人却是伟大的作家，在爱尔兰文坛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有威望。但是，一个不是爱国者的人，对祖先的土地感觉不到深沉的血缘关系，不热爱其肩负的古老世系，也不为之感动，又怎么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因此，若在两个伟大的作家中进行选择，罗杰私下里宁愿选择叶芝，而不是萧伯纳。叶芝是爱国者，他用改写、革新的爱尔兰、凯尔特传说丰富了诗歌与剧作，赋予这些传说新的生命，从而丰富了现代文学。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此想法感到后悔了，怎么能对乔治·萧伯纳忘恩负义呢？尽管他怀疑一切，写过反对民族主义的时评，但在伦敦知识界的大人物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剧作家更明确而勇敢地为罗杰·凯斯门特进行了辩护。他曾劝告律师在辩护词上加上这一条，但不幸的是，那贪婪的废物、可怜的瑟詹特·A.M.沙利文没有接受。判决后，乔治·萧伯纳又写文章请求改判，并在请求改判的声明上签字。并不一定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才能如此慷慨、勇敢。
晚饭后喝例行咖啡的时候，罗杰简单地讲了他在普图马约的所闻所见。斯泰尔斯先生一言不发，严肃地听着，有时提个问题：
罗杰叹了一口气。他失去了许多跟那两个人一样可亲、可敬的朋友，有多少朋友对他别过脸去。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不，他没搞错。他仍然认为，如果在这场冲突中，德国战胜了，距离爱尔兰独立就更近了；而如果英国取得了胜利，距离爱尔兰独立就更远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德国，而是为了爱尔兰。约瑟夫·康拉德和莫列尔这样明智聪慧的人为何不理解他？
“这样说来，难道跟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的刚果一样可怕吗？”
斗牛犬说得对，不要陷入悲观主义，不是所有人都是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另外一些人，他们品格高尚，乐善好施，有理想主义。罗伯特·蒙泰特上尉和莫列尔本人就是这样的人。令罗杰伤心的是，斗牛犬没有在对自己从宽发落的申请书上签字，以为自己的朋友（现在应该跟赫伯特·沃德一样，称为前朋友）站在了德国一边。尽管罗杰曾因反对战争、参加和平运动而被调查，但莫列尔无疑是因他站在德国皇帝一边而不肯原谅他的，也许像康拉德那样把他看作叛徒了。
“恐怕是的，也许更糟。”罗杰答道，“只有鬼迷了心窍的人才会为罪行划分等级。”
难道这就是原罪的面孔、思想、毒蛇般扭曲的人性？在与埃德蒙·D.莫列尔的一次谈话中，二人都解释不了：那些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有文化的文明人怎么能干尽坏事，成为他俩在刚果记录下来的骇人听闻罪行的同谋？罗杰说：“斗牛犬啊，当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解释都已用尽，剩下的黑暗空间是很大的，足以探究人类的劣根性。想了解这一点，只有一条路：不要进行理性思考，要向宗教求援。这才是原罪。”“你的这个解释不说明任何问题，老虎。”二人争论了许久也没得出任何结论。莫列尔认为：“如果干坏事的最终动机是原罪，那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恶，灵魂里浸满了恶，为什么还要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寻解决之道而斗争？”
罗杰离开期间，伊基托斯换了新的行政长官，是来自利马的一位先生，叫做埃斯特万·萨帕塔。与其前任不一样，此人并不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雇员，上任以来，他一直与巴勃罗·苏马埃塔及公司领导层保持着某种距离。得知罗杰就要回来，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着。
罗杰又感到胃部痉挛在发作。更糟的事接踵而至：伦敦警察局对他的问讯完毕，他以为魔鬼艾文德再也不会出现在谈话中了，然而最后的打击突然而至：罗杰·凯斯门特的名字出现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报纸上，说被王室授予爵位和勋章的英国外交官将被判定犯有叛国罪，到处都在流传着诉讼程序即将启动的消息。这时，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出现在英国驻费城领事馆，向领事提出只要英国政府支付差旅费并付给他可以接受的报酬，他愿意去英国证明凯斯门特有罪。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给他看英国驻费城领事的报告时，他再也不怀疑：那是不是真的？幸亏在那四天的诉讼中，斯堪的纳维亚魔鬼那红润的脸庞最终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否则罗杰看到他，岂能克制住愤怒？非把他的脖子拧下来不可！
罗杰与行政长官的会见是在抵达的第二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埃斯特万·萨帕塔很年轻，褐色皮肤，举止很有教养。天气很热，他不停地出汗，用一条紫色大手巾擦着脸上的汗水，尽管如此，也不肯脱下呢料上衣。他专注地听罗杰谈话，不时地表示惊奇，有时打断罗杰，请他说得详细些，还经常惊呼着表示愤怒（“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一面听，一面不时地递给罗杰一小杯凉水。罗杰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对他说了，人名、数字、地点，只说事实，不加评论，只在最后作为结束语说了几句：
他走过许多地方，有着丰富的阅历，结识过各色人物，在两个大洲调查过对当地原始居民与土著村社施行的各种残暴罪行，怎么竟被斯堪的纳维亚魔鬼那样的一个人厚颜无耻的两面手法搞得愚蠢起来？这个人满嘴谎言，有条不紊地欺骗了他，同时殷勤体贴，总是笑眯眯地像一条忠犬陪伴着他，为他服务，关心他的健康，为他买药、请医生、量体温，却想方设法地从他口袋里捞钱。这个人后来又谎称要到挪威去看望母亲和妹妹，实际上是去领事馆报告关于其上级兼情人的政治军事密谋活动，以取得报酬。而他，却还以为掌握了敌人的阴谋呢！据挪威人讲，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要把罗杰干掉。罗杰便指示艾文德顺着领事说话，以便取得证据，证明英国官员有加害他的罪恶企图。这件事，艾文德也向领事作了报告，为此他得到了多少克朗或英镑？罗杰还以为拿到了证据就能发动对英国政府的一次毁灭性宣传战呢，也就是说，可以公开指控英国政府侵犯第三国的主权，密谋杀害自己的政敌！但他的指控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他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公开信以及向各国驻德代表处发去的副本，没有收到一家使馆给他的回执。
“总而言之，行政长官先生，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先生的指控并没有夸大，相反，伦敦《真理》周报上发表的事实虽说看起来不可信，却远没有说尽真相。”
这时，牢房的门打开了，午饭送来了。已经是中午了？罗杰沉浸在回忆里，整个上午过去了，他都没意识到。要是每天都这样该多好啊。午饭有无味肉汤、炒卷心菜加几块鱼，他没吃几口。狱卒来收盘子时，他请求出去清理马桶。每天一次，他可以去厕所倒马桶、洗马桶。回到牢房，便又倒在了木床上。魔鬼艾文德那调皮孩子般笑眯眯的漂亮脸蛋又在他的回忆中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沮丧和伤痛。他仿佛听到艾文德在他耳边说“我爱你”；他似乎抱住了他，紧紧地搂着他，听到了他的喘气声。
萨帕塔的声调中带有从心底发出的不安，他说为秘鲁感到羞愧，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是因为国家机构没有到达这些远离法治、缺乏各种制度的地区。为此，他才来到这里；为此，很快就要派来巴尔卡塞尔博士这样廉正的法官，莱吉亚总统本人也愿意结束这种应受到谴责的不法行为，把秘鲁的名声洗刷干净。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原话。从现在开始，陛下政府会证明，罪犯将受到制裁，土著居民将受到保护。他还问罗杰·凯斯门特，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会不会发表。罗杰回答说，原则上，是给英国政府内部使用的，但无疑会寄给秘鲁政府一份副本；至于发表不发表，要由秘鲁政府自行决定。行政长官听了，松了一口气：
另一方面，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告诉罗杰，他在德国的一切行动，包括在威廉斯特拉斯的外交部同德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军官及部长们的会谈，以及在林堡同爱尔兰战俘的见面，都被英国情报部门详细而准确地记录在案。就这样，艾文德一面伪装成罗杰的同谋，一面继续向英国政府报告罗杰在德国期间所言、所行、所写的一切，包括会见了何人、拜访了何人，以此来帮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设下陷阱。“我真是一个白痴，也是命该如此。”罗杰不止一次地说。
“还好，”他大声道，“要是闹出去，对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将是一个莫大的损坏。”
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那时是不是已经为英国情报局工作了？英国海军情报部部长雷金纳德·霍尔和伦敦警察局刑事调查科科长巴兹尔·汤姆森自从把被捕的罗杰调到伦敦，就跟他进行了数次诚恳的长谈，但是在挪威人的问题上，说法各不相同。罗杰对此并不抱幻想。现在他完全相信了艾文德在克里斯蒂安尼亚街上被劫持并被强行带到具有显赫姓氏的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面前一事绝对是虚构的。那两位审问者（罗杰证实这二人都是细心的心理学家）向他指出，英国驻挪威首都领事在给其外事办上司的报告里写道，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是突然来到德拉门路79号的领事馆主动要求领事本人亲自跟他谈话的。这无疑是为了让罗杰丧失勇气和信心。英国领事同意接见他，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是陪一个拿着假护照、使用詹姆斯·兰迪这个假名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到德国去的。他要用这个情报换点钱。领事当场就给了他二十五克朗。艾文德提出，只要英国政府的酬金高，他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个无名氏的私人秘密材料。
罗杰差点儿说出来：损坏秘鲁形象的不是那份报告，而是在秘鲁土地上发生的、写入报告的那些事。另外，行政长官想知道来到伊基托斯的那几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布朗和劳伦斯）是否同意再次确认一下他们关于普图马约的证词。罗杰保证道，明天一早就把他们派到行政长官的官邸去。
罗杰居然相信了这个离奇的谎言，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陷阱的受害者！就这样，他像个弱智的小孩，掉了进去！
斯泰尔斯先生在谈话中充当翻译，离开时低头不语。罗杰早就注意到领事在用英语说的话里加进去许多内容（有的完全是评论），他插入的话总是倾向于弱化关于对土著居民的剥削及其所受苦难的严酷。这一切都加剧了罗杰对这位领事的不信任。这位领事在此供职多年，很清楚这里发生的事，但从未向外事办报告过。原因很简单：胡安·蒂松向他透露，斯泰尔斯先生在伊基托斯有生意，因而必须依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毫无疑问，目前他所关心的是这桩丑闻会给他的生意造成多少损失。这位领事先生的灵魂是很卑微的，他的价值观已被贪婪征服。
最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滕森怪异的举动竟没引起罗杰的怀疑。去德国的途中需经挪威首都，就在到达的当天，艾文德单独出去散步——据他本人后来讲——被两个陌生人截住，于是被强行劫持到德拉门路79号的英国领事馆。领事本人，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先生审问了他，给他钱让他说出同行者的身份以及来挪威的目的。艾文德向罗杰发誓说他什么也没透露，他答应领事，关于那位先生，领事需要知道什么，他就去调查一下，尽管他对那位先生一无所知；他只不过是陪伴他在陌生城市、陌生国家旅游的一名向导。
之后的几天里，罗杰想去见乌鲁蒂亚神父。但是修道院所告诉他，这位奥古斯丁教派长老去了印第安雅瓜族居住的佩瓦斯（罗杰所乘的自由号曾在该处停靠，当地土著人以植物纤维编织用来遮体的长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准备在那里开办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克里斯滕森在美国的民族主义领袖中引起了怀疑。但是他很坚决地向他们保证，应该像相信他那样，相信艾文德的谨慎与忠诚。最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盖尔集团的领袖们同意让那挪威人在罗杰于美国的所有公开活动（除了秘密的政治会议）中在场，也同意让艾文德作为他的助手陪他去柏林。
阿塔瓦尔帕号还在伊基托斯卸货，于是在等待上船的那几天里，罗杰专心写报告，到了黄昏时分就出去散步。有两次，他进了位于伊基托斯中心广场的阿尔罕布拉电影院看电影，几个月以来，该电影院一直在乐队走调的伴奏下放映默片。对罗杰来说，真正的表演不是银幕上的黑白人物，而是观众们心醉神迷的样子。观众都是一些从部落来的印第安人与当地驻军中从山区来的士兵，电影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惊奇、愕然。
不过，在所有的失败中，最大的失败是他盲目而愚蠢地相信了魔鬼艾文德。他到费城去见约瑟夫·麦克加里蒂，是由艾文德陪同；在纽约，他在约翰·奎因组织的集会上向爱尔兰古老教团的听众发表演说时，艾文德就在他身边；1914年8月2日，在费城爱尔兰志愿军的千人游行中，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鼓动性演讲时，艾文德也在他身边。
还有一天，他沿着一条土路徒步走到蓬恰纳，回来时，一场大雨把土路变成了泥塘，不过景色倒是很美。一天黄昏，他带着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徒步向基斯托克恰走去，途中遇到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不得不躲进灌木丛。暴雨停歇，小路上到处是水洼和泥塘，三个人只得很快回来。
他和蒙泰特登上德国潜艇是违反民族主义领袖的命令的。
1910年12月6日，阿塔瓦尔帕号起锚向马瑙斯和帕拉驶去。罗杰乘头等舱，奥马里诺、阿雷道米和巴巴多斯人乘普通舱。在一个明亮温暖的早晨，轮船驶离伊基托斯，岸上的人群和房屋逐渐变小。此时，罗杰又一次觉得危险在消失，胸中有一种解放了的感受。但那危险不是指身体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他有一种感觉：如果在那可怕的地方（那里的人遭受如此残忍的不公平待遇）再待下去，仅仅由于是个白人、是个欧洲人这一点，他就有可能被传染，变成堕落的卑鄙小人。他庆幸自己将永远不再踏上这块土地。这个想法鼓舞了他，把他从不能像当年在非洲那样全心全意、精力充沛地工作时感到的沮丧、困倦的情绪中拉了出来。
罗杰竟然相信了他！胃部又是一阵痉挛，痛得他暂停呼吸，躺在狭窄的木床上把身子蜷曲起来。精神一紧张，病就发作。想哭出来，但抑制住了。每当他感到需要怜悯自己或感到极度羞愧的时候，眼里就会充满了泪水，接着意志消沉，厌恶自己。他从不是一个易动感情、外露情绪的人，他一直善于在非常镇静的外表下掩饰沸腾的激情。但是自从那年十月底在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的陪伴下到了柏林，他的性格起了变化。是不是与生病、身体虚弱、精神崩溃有关？尤其是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里，尽管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竭力想激发他的热情，但当他知道爱尔兰纵队计划已然失败，觉察德国政府并不信任他（也许认为他是英国间谍），得知他揭发英国驻挪威领事芬德雷密谋杀害他一事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反响，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发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的伙伴一直瞒着他，计划在爱尔兰举行圣周起义（“为了安全，必须慎重行事。”罗伯特·蒙泰特这样安慰他）时，他更是觉得像背后被人踢了一脚。不，他们并不担心他的健康，他们怀疑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与德军进攻相配合，他就反对武装行动。
12月10日下午，阿塔瓦尔帕号在马瑙斯港靠岸，此时罗杰已经摆脱了沮丧情绪，恢复了精力和工作热情。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也到了城里，其中大部分人决定不回巴巴多斯，而接受了马代拉—马莫雷铁路线上的劳动合同，因为那里提供的条件很好。其他人则跟随罗杰继续航行，12月14日在帕拉靠岸。在帕拉，罗杰找到了一艘去巴巴多斯的船，把巴巴多斯人及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送上船，并把这些人委托给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请他到布里奇敦把他们带到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大主教处，替他们在耶稣会学校注册，以便在去伦敦前接受起码的教育，能应付英帝国首都的生活。
事情发生在1914年。那一年的七月，他到达纽约，目的是在纽约的爱尔兰社团中发展爱尔兰志愿军，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美国分部即盖尔集团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经验丰富的斗士约翰·德沃伊和约瑟夫·麦克加里蒂那里获得支持和武器，并争取与之会见。到达的当天，他经不住美国夏天旅馆里的湿热，走到曼哈顿去散步。这时，一个仿佛北欧神祇那样英俊的金发青年走近他，此人和蔼可亲，魅力十足，讲话坦然，立即吸引了他。这个名叫艾文德的青年个头很高，有运动员的身材，走路轻盈如猫，碧眼深邃，笑起来既像天使又像无赖。他带着滑稽的表情把空空如也的口袋翻过来，告诉罗杰他身无分文。罗杰请他去喝啤酒，吃点儿东西，并相信了这个挪威人的话：现年二十四岁的他，十二岁时就从挪威的家里逃出来，像巡警一样千方百计地到了格拉斯哥，从此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船上当了一名锅炉工，游遍了全世界的海洋。现在轮船在纽约搁浅，他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
接着，他又找到一艘去欧洲的船，那是布斯航运公司的SS安布罗斯号，但此船12月17日才起航，于是他利用这几天去看看他以前在帕拉当领事时经常去的地方：酒吧、餐馆、植物园、港口各处五光十色、混杂的大商场。他并不想念帕拉，因为他在这里并不感到幸福，但是他承认，这里的人都显得那么欢快，无所事事地在堤岸上散步的女人一个个搔首弄姿。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巴西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健康的幸福感，跟秘鲁人不一样。秘鲁人跟英国人一样，好像总感到身体不舒服。而在这里，什么都无所谓，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年轻有魅力的人。
艾文德是他后半生犯的又一个大错误。正像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赫伯特·沃德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人只要不像他这样“孩子气”，都会怀疑那个魔鬼的化身进入了他的生活。罗杰没怀疑。他相信了那次偶然的时机、偶然的相遇。
12月17日，SS安布罗斯号起航了。这艘船于月底在法国港口瑟堡停靠，所以罗杰决定在那里上岸，然后乘火车去巴黎，跟赫伯特·沃德及其妻子萨莉塔共度新年。过了年，在车票生效第一天就回伦敦。同这对有文化的朋友共度两天，在他们那摆满雕像、充满非洲回忆的漂亮工作室里谈论美好高尚的事物——艺术、书籍、戏剧、音乐以及这位或许能干出像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干的那种坏事、浑身矛盾的艺术家所创作的最好作品——那将是净化灵魂的体验。
凯斯门特责备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没有根据的猜测。上尉结结巴巴地道了歉。此时，罗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见蒙泰特一面，哪怕一小会儿，请求他原谅自己对他的斥责：“亲爱的朋友，您完全有道理。您的直觉很准确。艾文德比间谍还坏，他是真正的魔鬼。而我，竟然天真地相信了他，简直是个白痴。”
11
“没有，先生，完全是直觉。”
矮胖的典狱长打开牢房门，走进来，一句话没说，坐在了木床边上。罗杰正躺着，并没有感到奇怪。自从典狱长违反规定，允许罗杰洗了一次淋浴，似乎有一种默契使二人之间的距离近了。典狱长也许是不知不觉，也许是并不在乎，已经不恨他了，也不把儿子死于法国战壕一事归罪于他了。
“您有证据吗？”
已是黄昏时分，小小的牢房几乎全黑下来。罗杰躺在床上看着典狱长又宽又圆、一动不动的侧影，感觉他在大口大口地喘气，好像很累。
罗杰记得那句话像是朝自己胸口打了一拳。
“他是扁平足，本来是可以不参军的。”罗杰听到他异常激动地说道，仿佛在唱赞歌，“在黑斯廷斯，他去了第一个招募中心，一检查脚就被拒绝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去了第二个中心。他太想参军了。您瞧他不是疯了吗？”
“我总觉得那个挪威人是英国情报局的一名间谍。”
“他爱自己的国家，是爱国者。”罗杰·凯斯门特低声说道，“您应该为儿子感到骄傲，典狱长。”
蒙泰特犹豫了，显得很不自在。
“可他死了，即便成了英雄，对我又有什么用？”典狱长悲声道，“他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现在仿佛我不存在了。有时我想我已经变成了幽灵。”
“那又是为了什么？”
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好像听见典狱长在呜咽。但也许是假象。罗杰想起了当时留在德国措森那小小军营中的五十三名爱尔兰纵队志愿者。在那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训练他们使用步枪、机关枪；教会他们军事策略，进行操练；在不稳定的局势下竭力使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他问过自己成千次的那些问题又来折磨他了：当他跟蒙泰特上尉及拜莱军士不辞而别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会不会成为叛徒？如果把他们送上船让他们去进行无谓的冒险，他们会不会为爱尔兰去进行斗争？如果仍然把他们留在德国人的军营里，围在铁丝网里，忍受着留在林堡的爱尔兰俘虏们的仇恨眼光，将会怎样？那些俘虏一直认为他们是叛徒，背叛了死于弗兰德战壕的同伴。
“不是，先生，”他咬着牙咕哝道，“不是为了那件事。”
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生活就是一种不间断的矛盾。可怕的惶惑、思想的混乱一次一次地袭击着他。他真实的意图和做法不是由于偶然事件就是由于笨拙，最后的结果总是不被理解、受到歪曲、被曲解为撒谎。那五十三名纯真而富有理想主义的爱国者不顾林堡营地里那二千二百个同伴的反对，勇敢地加入了爱尔兰纵队，去与德国军队并肩（而不是并入德国军队），去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斗争。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杰·凯斯门特为了阻止把他们同那两万支步枪一起以奥德号运给即将举行圣周起义的志愿军而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展开了何等艰苦的论战。
蒙泰特没笑，而是严肃起来。
“我要对这五十三名纵队战士负责，”罗杰对柏林军事当局负责爱尔兰事务的鲁道夫·纳多尔尼上尉说道，“是我劝说他们离开英国军队的。以英国法律立场，他们就是叛徒；如果被皇家海军逮捕，他们就会被立即绞死；如果起义没有德国军队的支持，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不能让这些爱国者有辱尊严地去送死。所以他们不应跟那两万支步枪一同去爱尔兰。”
“看得出，您对克里斯滕森的印象不太好，”罗杰开玩笑地说道，“他逼得您像巡警那样从纽约到了挪威，您记仇呢？”
谈判很艰难，纳多尔尼上尉和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企图以敲诈的办法使他做出让步。
凯斯门特还记得与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产生分歧的那个下午。在措森军营，凯斯门特给爱尔兰纵队成员做完讲座，二人在小卖部里喝茶。不记得为什么罗杰提到了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上尉的脸色变了，显露出不快。
“那好吧，我们立刻通知都柏林和美国的志愿军，说鉴于罗杰·凯斯门特先生反对起义，德国政府将停止运送那两万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弹药。”
关于罗杰·凯斯门特意欲组建爱尔兰纵队一事，蒙泰特上尉是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的秘密统帅汤姆·克拉克那儿第一次听说的，他当即就提出要为纵队工作。蒙泰特因被发现对志愿军秘密进行军事训练，被英国军队放逐到利默里克。汤姆·克拉克跟其他领导商量后同意了蒙泰特的建议。在德国与罗杰一见面，蒙泰特就详详细细地讲述了险象丛生的经历，简直是一部冒险小说。1915年，为了掩盖其旅行的政治意图，他由妻子陪同，于年底从利物浦到了纽约。在纽约，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把他介绍给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一想起这个人，罗杰就感到胃部一阵痉挛）。在霍博肯港，这个人把他秘密地藏进了开往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一艘船里，他的妻子则留在纽约。克里斯滕森像巡警一样帮他不断地换船舱，长时间地藏在肮脏的底舱，由那挪威人给他送吃送喝。航行中，被皇家海军截获了，一队英国水兵强行登船，检查船员和乘客的证件，寻找间谍。英国水兵在船上一连搜寻了五天，蒙泰特东躲西藏，有时极不舒服地蹲在堆满衣服的衣柜里，有时潜伏在柏油桶里，结果未被发现，终于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秘密地上了岸。穿越瑞（典）丹（麦）边界前往德国时，又经历不少新鲜事。挪威人逼他戴上各式各样的假面具，其中有女人的面具。最后到达柏林时，他发现自己即将为之服务的领导罗杰·凯斯门特在拜恩生病了。他既不傻也不懒，马上乘火车赶到了巴伐利亚州罗杰养病的旅馆，脚跟一碰，举手敬礼，自我介绍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罗杰爵士。”
于是罗杰·凯斯门特不得不努力保持平静的心态继续争论、谈判、解释。他并不反对起义，只是反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德国皇帝的潜艇、齐柏林飞艇及别动队尚未去牵制英国军队以防止他们野蛮地镇压起义者的情况下就贸然起义，因为这样一来，就不知会推迟多少年，爱尔兰才能获得独立。那无疑是自杀。当然，那两万支步枪是不可或缺的，他要亲自带着这些武器到爱尔兰去向汤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及志愿军的其他领导解释他关于起义应该延期举行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