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爱尔兰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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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神情严肃地到了,跟他亲切地握了握手。麦克卡罗尔神父来看过他三四次,但没谈多少。神父是苏格兰人,鼻子总是微微地抽搐一下,使板着的面孔带有一丝滑稽的意味。他对卡雷神父更信任,把那本托马斯·德·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还给了卡雷神父。
“知道她们有多少人吗?”
“我不知拿它怎么办,您把它送人吧。那是本顿维尔监狱允许我看的唯一的一本书。我并不埋怨监狱,这本书成了我的好伙伴。如果有一天您和克罗蒂神父谈起来,请告诉他,他是有道理的。正如他所言,托马斯·德·肯比斯是一位圣徒,是一个平易而有智慧的人。”
“后来,英国军队占领了各个街道,交通断了,她们的通讯任务已不可能进行,于是许多妇女拿起了丈夫、父亲和兄弟的手枪、步枪,也参加了战斗。”爱丽丝说道,“表现出妇女并不是弱者的,并不只有康斯坦斯·马基维奇一个人,许多妇女跟她一样手执武器地战斗、受伤或牺牲。”
麦克卡罗尔神父告诉他,典狱长正在整理他平时穿的衣服,很快就会拿来。衣服放在监狱的仓库里,弄得又皱又脏,斯塔西先生亲自负责洗干净、熨平整。
这句话感动了爱丽丝。在邮政局的台阶上,起义者的妇女组织、妇女同盟中的许多妇女也都参加了起义,同样让她大受感动。那幅场面倒是嘉布遣会修士亲眼所见:在起义者的各个群体中,领袖们派给妇女的任务是为战士们做饭。但是后来随着战斗的展开,妇女同盟的成员担负的责任也像扇面般地扩大了,枪声、炸弹声和火光把她们从临时搭建的厨房里拽了出来,干起了护士的工作。她们为伤者包扎、帮助外科医生取出子弹、缝合伤口、为可能坏死的肢体截肢。不过,这些妇女——其中有青少年,也有老年人——最重要的任务,也许是通讯。当起义者占据的街垒和据点不断陷于孤立状态时,就不得不向厨娘和护士求助,派她们骑自行车去传递口头的或书面的信件与情报。没有自行车,就靠双腿。传递消息时还得到了指示。如果受伤或被捕,就把文件毁掉、烧掉或吞进肚子。奥斯丁修士对爱丽丝说,在起义的那六天里,在炸弹声和枪声中,房顶、墙壁、阳台轰然倒塌,把都柏林市中心变成了火海中被烧焦了的、染着鲜血的瓦砾堆成的群岛,但他始终能看见那些神色镇静、大无畏的、英勇的、穿着裙子的天使来来往往,像女骑手贴住自己的坐骑那样抓住自行车柄,带着信件和情报拼命地蹬啊蹬,去打破英国军队企图在镇压住起义者之前把他们孤立起来的隔离策略。
“典狱长是好人啊,”罗杰说道,“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痛苦得快要死了。他也想死去。”
“这也正是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要得到的。”罗杰说道,“你说得对,爱丽丝,我也真想当时能在场,跟他们在一起。”
停了一会儿,罗杰请求两位神父为自己举行皈依仪式。
“这是一种象征,历史是由象征写就的。”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同意,“皮尔斯、康诺利、克拉克、普伦凯特及其他签署了《独立宣言》的人被枪杀并不重要,相反,对象征而言,这种枪杀是一场血的洗礼,为这一象征戴上了英雄主义与烈士的光环。”
“是重归,不是皈依。”卡雷神父再次提醒他,“您一直是天主教徒,罗杰,这是您热爱着的、马上就要见到的母亲的决定。”
罗杰闭上了眼睛,眼前出现了那一场面,清清楚楚,极为生动。天上布满乌云,大雨就要落下,在邮政局那高高的台阶上,在一百名也许是二百名武装着步枪、左轮、大刀、长矛、木棍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男人,也有不少扎着头巾的妇女)面前,瘦高、略带病态的帕特里克·皮尔斯出现了。他三十六岁,目光坚毅,全身散发着尼采所谓的“权威的意志”,使得他自十七岁加入盖尔同盟以来很快就成为该同盟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且一直能战胜各种意外的不幸——病痛、镇压、内讧——并把自己一生的梦想铸成现实:爱尔兰应该为反抗压迫者而举行武装起义,而不是像圣徒那样为人民赎罪而殉道。此时,他激动万分,以赞颂救世主般的声音宣读起来,遣词造句极为讲究,从而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被占领与被奴役,宣告了爱尔兰新世纪的到来。人们以神圣、虔诚的心情安静地听着,皮尔斯的话应该传到了都柏林中心那些尚未听到枪声、尚未看到志愿者面孔的、完整无缺的角落里。从起义者占领了的邮政局和萨克维尔大街上建筑物的窗子里,人们都探出身来观赏那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在喧闹声、掌声、万岁声和乌拉声中听着。由七人签署的宣言读完,当皮尔斯本人与其他领袖宣布大会结束、解释说不要浪费时间、应该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执行任务、准备战斗的时候,大街上、窗子里、房顶上的人群以简单热烈的情绪欢呼了皮尔斯的话。罗杰感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他也颤抖起来。为了不哭声,他匆忙地说道:“当然,真是太感人了。”
狭小的牢房里待了三个人,显得更加狭窄了,连跪下的空间都没有。三个人祷告了二三十分钟,一开始是默祷,后来声音大起来,念主祷文、万福玛利亚。二位神父起头,罗杰念结尾。
“不过,尽管只是几小时、几天、一星期,但爱尔兰终归做了一回自由的国家,亲爱的,”她说道,罗杰觉得她在激动得发抖,“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有着自己的总统、自己的临时政府。帕特里克·皮尔斯走出邮政局,在广场的台阶上宣读了由七人签署的《独立宣言》,宣布爱尔兰共和国宪法政府成立。那时奥斯丁还没有到达那里,好像人也不多,但凡是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也都有着特殊的感受。不是吗,亲爱的?我跟你说过,我是反对起义的,但当我读了宣言的文本,我哭了,哭出了声,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以上帝的名义,以从其手中继承了爱尔兰民族传统的先辈们的名义,爱尔兰,通过我们的声音,把她的儿女召集到她的旗帜下并宣布自己获得了自由……’你瞧,我都能背下来了。我很遗憾,非常遗憾,当时没能跟他们在一起。你懂吗?”
后来,麦克卡罗尔神父走了出去,让卡雷神父聆听罗杰·凯斯门特的忏悔。神父坐在床沿,罗杰跪着,开始一件一件地历数自己确实犯过和推测犯下的罪过。尽管他竭力想控制自己,但还是哭出了声。神父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继续完成这最后的仪式。罗杰讲着、解释着、回忆着、询问着,果然觉得自己离母亲越来越近了。有时他甚至有一种一闪即逝的印象:安妮·杰弗逊那苗条的身影在牢房的红色砖墙上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不过什么,爱丽丝?”
在记忆中,他从来没哭过,但现在他哭了好几次。他已经不想忍住泪水了,因为泪水能够使他摆脱紧张和痛苦,感到宽慰,不仅在情绪上,甚至连体力上都觉得轻松多了。卡雷神父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地让他尽量讲,有时向他提问,指点一下,做简短的、安慰性的评论。卡雷神父肯定了他的忏悔,宣告他无罪,之后拥抱了他:“再次欢迎您回到本来就是您自己的家,罗杰。”
“是的,还有。”女历史学家脸红了一下,鼓足勇气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反对那次起义,不过……”
过了一会儿,牢房的门又打开了,麦克卡罗尔神父回来了,后面跟着典狱长。斯塔西先生臂上搭着罗杰的黑色衣服、硬领白衬衣、领带和背心,麦克卡罗尔神父则拿着他的靴子和袜子。这身行头是罗杰在老城法庭被判处绞刑那天穿的,每一件都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鞋子刚刚上过油,擦得乌亮油光。
“除了刚才讲的,难道还有坏消息?”
“您太客气了,典狱长,多谢了。”
“我现在正在做一件也许不该做的事,亲爱的,”爱丽丝强笑道,“只告诉你坏消息、悲观的消息。”
斯塔西先生点点头,那张胖胖的面孔和往常一样,一副苦相。此时他总是避免和罗杰对视。
爱丽丝又沉默下来,罗杰则走了神。约恩·麦克尼尔是叛徒?真愚蠢!这位盖尔同盟的创始人、《盖尔日报》的编辑、爱尔兰志愿军的创始人之一、一生都在为保存爱尔兰语言和文化而斗争的人,居然因阻止那次注定要失败的浪漫起义而被指控背叛自己的弟兄?真令人难以想象。如果他被关入监狱,一定会成为讽刺的对象,也许会遭到爱尔兰爱国者用来惩罚温和派和胆小者的那种冷冰冰的鄙视目光。这位大学教授温和、有学问,热爱自己国家的语言、习俗和传统。他会感到被曲解,会自我折磨:“我下那道命令难道错了?我不过是想拯救生命,难道这就成了在革命者中间散布混乱、制造分裂、导致起义失败吗?”罗杰觉得在约恩·麦克尼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历史和环境把二人置于同样矛盾的立场之中。如果他当时没有在特拉利被捕,而是得以跟皮尔斯、克拉克及其他军事领导人谈上了话,事情将会怎样?他能不能说服他们?很可能不能。于是,现在也许会有人把他也称作叛徒。
“穿这身衣服之前,我可以洗一个澡吗,典狱长?我现在这令人恶心的身子把衣服弄脏就太可惜了。”
“约恩·麦克尼尔知道后,曾想阻止他们,”爱丽丝说道,“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军事指挥部向他隐瞒了起义计划,因为如果没有德军的支持,他是反对武装行动的。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爱尔兰人民军把自己的人召集了起来,准备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进行军事行动。麦克尼尔得知此事,便下令禁止,说志愿军的各连队没有接到他签字的命令就不许上街。这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成百上千的志愿军留在家里,许多人想与皮尔斯、康诺利、克拉克取得联系但都没有成功。后来那些服从麦克尼尔命令的人只得眼看着违反命令上街的人被杀害而无能为力,因此现在许多新芬党人和志愿军都恨麦克尼尔,认为他是叛徒。”
斯塔西先生同意了,还露出了一丝坏笑,接着走出了牢房。
“我早知道会是这样。”罗杰说道,“我没能及时制止这种不理智的行动。现在距离爱尔兰的自由再一次比以前更加遥远了。”
三个人挤了挤,在木床上坐了下来。就这样,他们一会儿沉默不语,一会儿祷告,一会儿交谈。罗杰向神父们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在都柏林和泽西岛度过的那几年,讲述与兄姐在苏格兰的姨夫家度过的假期。麦克卡罗尔神父听他说起在苏格兰度假对童年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在天堂过的日子,也就是说,是纯洁而幸福的日子时,显得很高兴。他还用半低音为两位神父唱了母亲和叔伯教他的童谣,回忆了他也曾梦想干出龙骑兵在印度实现的那些业绩,那些业绩都是父亲罗杰·凯斯门特上尉在脾气好的时候对罗杰及其兄姐讲述的。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奇谈怪论都有,没有人戳破谎言,因为没有人知道实际情况如何。谣言满天飞也真有人相信,因为他们需要相信自己的绝望处境总该有个说法,譬如德国军队正在包围都柏林;几个连、几个营已经在岸边若干地方登陆,正在向首都挺进;譬如在内地的科克、戈尔韦、韦克斯福德、米斯、特拉利各郡,包括厄尔斯特各地,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也都起来了,占领了营房和警察局,从四面八方向都柏林进军,去支援被围困的人。他们饥渴交迫,几乎没有弹药,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幻想。”
过了一会儿,他要他们也谈谈,请他们讲讲他们是怎样成为神职人员的。他们进入神学院是出于志向还是环境所迫,如饥饿、贫穷或像许多爱尔兰宗教人士那样想受教育?麦克卡罗尔神父自没记事起就成了孤儿,几个年长的亲戚收养了他,为他在一所教区学校注了册。教区神父很喜欢他,让他相信自己的天赋在于宗教方面。
“但他们起码知道期待的武器为什么没有到达吧?”罗杰见爱丽丝又沉浸在长时间的沉默中,低声道。
“不相信又能怎样?”麦克卡罗尔神父想了想,说道,“说真的,进入神学院并不是出于信仰,受到上帝感召是后来上了高年级之后的事,那时我才对神学感兴趣。我本来想从事研究和教学,不过我们大家都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混乱,极度的混乱,”爱丽丝又强调一遍,“他们都准备牺牲了,度过了愉快而兴奋的时刻、难以置信的时刻、自豪的时刻、自由的时刻,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成员——并不清楚他们正在干什么甚至想干什么。这些话都是奥斯丁说的。”
卡雷神父的情况则不一样,他出生于利默里克郡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是口头上的,不是行动上的,所以他并不是在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尽管如此,他年轻时就受到上帝的感召,有一件事或许成了决定性标志: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在一次感恩大会上听了传教士阿罗伊苏斯神父的讲话,讲述虔诚的男女教徒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森林里工作的情形,这位神父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混乱?”罗杰重复道,声音很低。他闭上眼睛,仿佛在试图看看、听听并感受一下那片混乱。
“那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听得我都着迷了,”卡雷神父说道,“后来我再也没看到过他,也不知他的去向。但我一直记得他的声音、他的激情、他的口才和他那长长的胡须,还有他的名字:阿罗伊苏斯神父。”
“我侄子记得最清楚的,”爱丽丝又道,“并不是枪声、炸弹、伤员、鲜血、火焰和使人窒息的烟雾,你知道是什么吗,罗杰?是混乱,一片混乱,整个星期笼罩在一群群革命者中间的极度混乱。”
牢房的门打开了,给他送来了和往常一样简单的晚饭:肉汤、沙拉和面包。罗杰这才发觉三个人已经交谈了几个小时,而他将在黎明时分、在夜晚过去之后、在小窗栏杆出现一缕光的时候死去。他把晚饭退了回去,只留下那一小瓶水。
又是一阵沉默,罗杰却不敢打破。仅仅几天没有见到她,她就好像老了十岁:额头出现了皱纹,脖子和手上有了斑点,本来明亮的眼睛不再闪光。他注意到她很悲伤,他也知道她不会在他面前哭出来。是不是从宽处理的请求被否决而她不敢告诉他?
这时他想起了第一次去非洲探险,也就是到黑色大陆的第一年,他在一个小村落里过夜(村落的名字忘记了,是不是叫班吉?)。在翻译的帮助下,他同几个当地人谈话,发现当地村社的老人感到快要死了的时候,就把少得可怜的家什捆在一起,不跟任何人告别,不让任何人知道,悄悄地钻进森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一面湖泊或一条河流的滩涂上、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或一座布满岩石的小山丘上躺下来,等待死亡,从不麻烦任何人。这种离开人世的方式是多么英明而高雅啊。
历史学家点了点头,罗杰发现她的脸色有些发白。爱丽丝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在犹豫应不应该谈论这个令他痛苦的话题,从而扰乱他的情绪;更好像在这方面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她还是回答了。关于起义的那个星期在都柏林和爱尔兰其他一些城市发生的事,她听说,而且不断地听到许多说法——互相矛盾的、掺杂着想象的、幻想的与真实的、夸张的与编造的,等等,当某些事件足以把人民动员起来时,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是她最相信的是她刚从伦敦来的侄子、嘉布遣会修士奥斯丁的话,那才是第一手的新闻来源。他当时正好在烽火连天的都柏林作为护士和精神助手奔波于邮政局(那是帕特里克·皮尔斯与詹姆斯·康诺利指挥起义的大本营)、圣斯蒂芬公共绿地的各个战壕(康斯坦斯·马基维奇手执一把海盗用的手枪,身穿一身无可挑剔的志愿军制服在这里指挥作战)、雅各布饼干工厂附近的街垒及柏兰德磨坊(埃蒙·德·瓦莱拉在英军包围前占领了该地)之间。爱丽丝认为奥斯丁修士的讲述可能接近事实,那才是未来的历史学家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事实。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想同罗杰度过这一夜,但他不同意。他保证说自己感觉很好,三个月以来,他感到此时最平静。他宁愿一个人单独待一会,休息休息。这倒是真的,二位神父看到他镇静的样子,便同意,离开了。
“你是不是知道点儿什么,爱丽丝?”罗杰问,声音低得像耳语。
神父们出去了,罗杰盯着典狱长拿来的几件衣服看了很久。出于一个奇怪的理由,他确信监狱一定会把他被捕时穿的衣服还给他。他是在1916年4月21日那个凄凉的清晨在被称作麦肯纳要塞的凯尔特人圆形碉堡里被捕的。筑成要塞的岩石已经被腐蚀,上面湿漉漉的,盖满枯枝烂叶和羊齿草,周围的树上有鸟儿在歌唱。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但他觉得好像过去了几个世纪。这几件衣服会是什么下场?会不会和他的案卷一起存档?几个小时后,他就要穿着斯塔西先生熨好的这身衣服死去,这还是卡万·达夫律师为了让他出现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时像点样子而给他买来的呢。为了不把衣服弄皱,他把衣服抻平放在床垫下,便躺了下去。他想,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关于此事件的消息,会渐渐透露出来。”爱丽丝说道。罗杰注意到她的声音是悲愤的。他也发现他们身边的典狱长和看守听到他们谈论爱尔兰起义时,表情僵硬地背过身去,却竖起了耳朵听。他担心典狱长会提醒他们不要谈论起义的事,但典狱长并没有禁止。
令他惊奇的是,不久他却睡着了。他大概睡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当他睁开眼睛时小小地吃了一惊,牢房虽然仍在黑暗之中,但他发现窗栏杆外的天已经亮了。他想起在梦中见到了母亲,她面容愁苦,还是孩子的他劝慰她:“别伤心,我们不久还会见面的。”他的心情很平静,没有恐惧,只希望一下子结束这一切。
他的这位老朋友在穿戴上本来很讲究,高雅入时,但这次和上次探视时不一样:穿着退色的旧衣裳,头上随便蒙着一块头巾,露出一绺灰发;脚上的鞋子上沾满了泥泞。她不仅衣着可怜,神情也显得很疲乏,无精打采。她怎么变化这么大?出了什么事?伦敦警察局是不是找她麻烦了?她仿佛对发生的事并不在乎,只是耸了耸肩,说都不是。爱丽丝既没谈关于从宽申请的事,也没谈起此事推迟到下次部长会议时再议。罗杰猜想她对此事并不知情,也就没提,只是对她讲述了那荒唐的梦境,即他梦见赫伯特·沃德于圣周冲突和战斗中出现在都柏林市中心的爱尔兰起义者之中。
过了不久——对,不久,他已经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牢房的门开了。典狱长——面容疲惫,眼泡发肿,仿佛一夜没合眼——在门框里对他说:
“再次得到允许还真不容易,”爱丽丝说道,“不过,你瞧,我的顽强态度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你不知道我走了多少门路。”
“您要是想洗澡,现在就去吧。”
“爱丽丝,亲爱的爱丽丝,”罗杰说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我以为起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罗杰点了点头。在砌着发黑砖墙的长长走廊里朝浴室走去的时候,斯塔西先生问他是否休息了一会儿,罗杰回答说睡了好几个小时。典狱长低声道:“我真为您高兴。”当罗杰想象着往身上淋冷水那种愉快的感觉时,斯塔西先生对他说,许多人,其中还有几位神父和牧师,举着十字架和反对死刑的标语牌拥在监狱门口,整夜都在祈祷。罗杰有一种异常的感觉,仿佛他已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替代了他。他在冷水下洗了很长时间,细心地擦了肥皂,冲去肥皂沫,用双手在身上搓了又搓。当他回到牢房时,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已经到了,对他说,拥在本顿维尔监狱门口挥舞标语牌进行祈祷的人自前一天晚上起又增加了,许多人都是爱尔兰家庭常去的圣三位一体教堂的爱德华·墨尔瑙神父带来的教区教民。但是也有一群人支持处死“叛国贼”。罗杰听了这些消息,无动于衷。两位神父在门口等着他换衣服。他看到自己瘦成这个样子,感到惊讶——衣服和鞋子穿在身上仿佛在跳舞。
一大早,典狱长进来通知他有人来探视。罗杰走进探视室,看到室内唯一的矮凳上坐着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立刻感到心脏跳得快起来。看到罗杰,女历史学家站了起来,微笑着走上前拥抱了他。
在两位神父的护送下,后面跟着典狱长和一名持枪卫兵,罗杰来到了本顿维尔监狱的小教堂。他从没来过,里面又小又暗,但是椭圆形屋顶下的这一小块地方有着宁静怡人的气氛。卡雷神父主持了弥撒,麦克卡罗尔神父充当了侍童。不知是由于当时的环境还是由于这次领圣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随着仪式的进行,表现得很动情。“这将是我第一次领圣餐,也是我的临终仪式。”他想道。领完圣餐,他想对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一直沉默着,只想祷告一番。
然而当罗杰在谈话中渐渐地表露出民族主义的想法时,赫伯特·沃德并没有当真,只是以他特有的亲切方式揶揄他、提醒他不要搞那种徒有其表的爱国主义——旌旗招展、歌声如潮、步调统一。他说,那种爱国主义早晚要倒退回地方主义,导致精神上目光短浅,乃至对普世价值的扭曲。尽管如此,这位以世界公民自诩的赫伯特在世界大战那样大规模暴力面前的反应与几百万欧洲人一样,也藏身于爱国主义的名义之下了。在他写给罗杰的断交信中,充满了他自己所讽刺的爱国主义感情,充满了他原先认为是原始的、微不足道的、对旗帜与故乡的热爱。但此时(在梦中),真难以想象,那位巴黎的英国人与亚瑟·格里菲斯的新芬党人——詹姆斯·康诺利的人民军、帕特里克·皮尔斯的志愿军搞在了一起,在都柏林的街道上为爱尔兰独立而战斗,真是荒唐!尽管如此,罗杰躺在牢房里那狭窄的木床上盼望天亮时想道:不管怎么说,在这不可理解的事物深处总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梦中、在他的脑海里试图使他所热爱与梦寐以求的两样事物——朋友与国家——和解。
回到牢房时,早餐已经放在他的床边了,但是他什么都不想吃。他问几点了,这次倒是有人回答:早晨八点四十分。“我还有二十分钟。”他想。几乎就在同时,监狱总监和典狱长带着三个穿便衣的人走进来,其中一人无疑是医生,也是王室官员,来见证他的死亡。另外两位是刽子手埃利斯先生及其助手。埃利斯先生个子不高,体形粗壮,跟别人一样,也穿一身黑衣服;为了工作起来方便,外衣袖子卷起了,手臂上卷着一条绳子,用嘶哑的嗓音礼貌地请罗杰把双手背过去,让他绑起来。埃利斯先生一面绑一面问他:“您疼吗?”他觉得这个问题挺可笑,只摇了摇头。
罗杰很少对人坦承对斯坦利、对利奥波尔多二世、对促使自己来到非洲的念头(帝国主义和对外殖民可以为非洲人开辟通往现代化和进步的道路这一说法)的失望,却对赫伯特说了出来:欧洲人来到非洲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帮助非洲人摆脱异教和野蛮习俗的束缚,而是以不法与残忍的手段贪得无厌地剥削他们。他俩看穿了这一点,看法完全一致。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开始高声念起祈祷文,各居他身体一侧,一面祷告着一面陪着他在监狱中一段一段地走着他不认识的道路:有楼梯,有过道,有一座空无一人的小庭院。罗杰几乎看不见自己走过的地方。他祷告着回应神父们的祈祷文。他对自己很满意:步履坚定,没有抽泣,也没有流泪。他不时闭上眼睛,请求上帝宽恕,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安妮·杰弗逊的面孔。
一想起赫伯特·沃德,他就很难过。他们再也不会是朋友了。他那年轻英俊、身体健康的儿子查理于1916年年初在新沙佩勒前线阵亡,在二人之间隔开了一道永远不能弥合的鸿沟。赫伯特是他在非洲结识的唯一真正的朋友。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赫伯特是自己的兄长,人品非常高尚,游遍了半个世界——新西兰、澳大利亚、旧金山、婆罗洲等地——文化修养极深,超过罗杰周围,包括斯坦利在内的所有欧洲人。跟他在一起会学到很多东西,可以跟他同呼吸、共命运。同许多受雇于斯坦利的欧洲人不同——那些欧洲人在为利奥波尔多二世探险的过程中,只会在非洲获取钱财和权力——赫伯特喜欢冒险,为冒险而冒险。他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对艺术又有着极大的热情,是以尊重人的好奇心接近非洲人的。他调查他们的信仰、习惯、宗教及服装、饰品,是从美学与艺术的观点出发对这些事物感兴趣的,也不乏智力和精神上的考虑。于是,在空闲的时候,赫伯特就以非洲为题材画几张画,搞些小型的雕塑。在长途跋涉、工作一天之后,到了晚上,支起帐篷准备野宿时,二人总要畅谈一会。赫伯特对罗杰说,他早晚要放弃这个工作,专门从事雕塑工作,到“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去过艺术家的生活。他对非洲的热爱一刻也没有减弱,相反,距离与岁月反倒增强了这种热爱。罗杰还记起沃德那位于伦敦切斯特广场53号的家,那里摆满了来自非洲的物件,尤其是他在巴黎的那间工作室,墙上挂满长矛、标枪、箭镞、盾牌、面具、划桨和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刀子,地上堆满了各种野兽头部的标本,皮椅上还铺了各种兽皮。就在这些物件中间,他们整夜整夜地回忆着在非洲的旅行。沃德夫妇的女儿弗朗西斯那时还很小,人们都叫她“小蟋蟀”,有时穿起长袍,戴上土著人的项圈及各种饰物跳起巴刚果族的舞蹈。她的父亲拍着手,哼着旋律单一的小曲为她伴奏。
最后,几个人来到了一块洒满阳光的空地上。一队持枪卫兵在等着他们。卫兵们站在一个带有八级或十级小梯子的方形木架周围。总监念了几句话,无疑是宣判书,罗杰根本没注意。接着,总监问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罗杰摇了摇头,但咬着牙低声道:“爱尔兰。”随后向两位神父转过身去。两位神父拥抱了他,卡雷神父向他道了祝福。
他想起来了,就在几天前,英国内阁开了会,但关于从宽处理的请求未作出任何决议。这是他的律师乔治·卡万·达夫告诉他的。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又要推迟?卡万·达夫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部长之间有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还是有希望的。但是,等待就等于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一点一点地死亡。
这时,埃利斯先生走上前,让他低下头,好把他的眼睛蒙上,因为对他来说,罗杰太高大了。罗杰低下了头。刽子手蒙上布条使他陷入黑暗的时候,他感到埃利斯先生的手指不像绑他的双手时那样有力而自信了。刽子手架起他的胳膊,扶他登上台阶,走到了平台上。为免绊倒,他们走得很慢。
他醒了,又惊又怕。他每夜都是在思绪混乱中度过的。这一夜,他在梦中竟然回忆起了朋友——现在说来,是前朋友——赫伯特·沃德,使得他大吃一惊,紧张起来。梦中回忆的,不是两个人在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探险队工作结识时的非洲,也不是后来他多次去拜访赫伯特和萨莉塔夫妇时的巴黎,而是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正好在炮火连天、巷战激烈、集体殉难的圣周起义那一天。赫伯特·沃德竟然出现在爱尔兰起义者中间,在爱尔兰志愿军、在爱尔兰人民军之中,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战斗!人的脑子在梦中怎么会有如此荒诞的幻想?
罗杰听到了一些动作声和神父的祈祷声。最后,埃利斯先生再次弯了弯腰,低声要求他低下头:“请低下头,爵士。”罗杰低下了头,感到刽子手把一条绳索放在了他的脖子上,此时,他仍能听到埃利斯先生最后的低语:“您如果憋住气,就会结束得更快,爵士。”他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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