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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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安一伙再一次投入了暴力生活，并不十分考虑他人的祸福。他们仍然走路、抢劫、格斗、隐蔽，终日在刀尖上生活。魔鬼若安心中总有一种模糊难辨的感觉，他确信随时可能发生自他记事以来就在期待着的什么事情。

半个小时后，华金神父紧张得难以忍受，边哭泣边颤抖地对若安供出了真相：马塞多上尉和他的侦缉队就躲在山顶上，等增援部队到达就发起进攻。神父已经接受了猎匪专家要他不惜任何手段迷惑强盗的任务。正在这时，枪声在山前响了起来，若安他们已经被包围。若安对处于混乱状态的部下高声喊道：尽最大可能抵抗到天黑。但是强盗们喝酒太多，以至于弄不清那些子弹究竟从何方射来，成了警察枪下的活靶子，一个个号叫着倒了下去。四周是一片密集的枪声和妇女们企图冲出交叉火网的尖叫声。夜幕降临后，还剩下四名强盗能跑动。若安作战时肩膀被子弹击中，这时已昏迷不醒。那四个人把他放在吊床上，向山上爬去。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帮助他们冲破了包围圈。他们躲进了一个山洞，四天后来到德皮多村，那里有个草药郎中使若安退了烧，止住了伤口的血。他们在村子里待了两个星期，魔鬼若安方能走动。他们离开德皮多村的那个夜里听说了马塞多上尉在罗萨里奥干的事：被打死的强盗一个个被上尉砍下脑袋，装进木桶，撒上盐面，像搬运腌肉一样地运走了。

在通往坎桑斯奥的岔道口旁，有一座半倒塌的修道院，五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围着一个肤色黝黑、身材瘦长、穿着一件蓝色长袍的人，听他讲话。他面对刚刚来到的人，既没有中断那冗长的演说，也没有看上一眼。若安觉得，越是听这位圣徒讲话，脑海里有个什么令人头晕的东西越是翻腾得厉害。他正在讲一个罪人的故事：这个人干下种种伤天害理的事之后终于悔悟了，使自己过着狗一样的生活。上帝饶恕了他，他最后进了天国。故事讲完，圣徒看看那些外来的人，又毫不踌躇地转向低着头的若安。“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那强盗低声说：“魔鬼若安。”这时那沙哑的声音又响起来：“你最好叫若安·阿巴德，也就是说，是慈悲耶稣的使徒。”

事情发生在罗萨里奥村，那里有五十多户人家。二月的一个清晨，魔鬼若安那一伙人出现在该村。在这之前不久，他们与另外一帮土匪发生过流血冲突，那群匪徒的头目叫帕杰乌。现在他们打算休息一阵。村民们答应提供饭食。若安对吃掉的东西都付报酬，对征用的枪支弹药也都一一付了钱。罗萨里奥村的人邀请他们参加两天后举行的婚礼，新郎是牧牛人，新娘是村民的女儿。小教堂已经用鲜花装饰起来。那天中午，村里的男男女女都穿上了节日盛装，华金神父也从贡贝赶来主持婚礼。神父一看见这帮强盗在场，吓得说话结结巴巴，连连打噎嗝，强盗见了哈哈大笑。做弥撒前，神父还听取了一半村民甚至包括几名强盗的忏悔。随后，神父观看了烟火，在户外的草棚下吃了午餐，并同各位村民频频祝酒。但是，后来神父坚持要返回贡贝。他是那样固执，使得若安突然起了疑心，于是下令任何人不得离开罗萨里奥村。若安本人亲自查看了村子的四周，包括村外小山的两侧，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迹象，皱着眉头回到酒席上来。他手下的人已经喝醉，同村民们混在一起又唱又跳。

加利雷奥·加尔给《反叛的火花》寄出那封关于访问福音修士的信之后，又过了三天，他正待在卡底丽那书店楼上的阁楼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便知这些人是警察局的密探。他们要加尔出示证件，并搜查了他的东西，询问了他在萨尔瓦多城的活动。第二天，驱逐出境的通知来了，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老希斯德四处奔走求告，老医生何塞·包斯蒂诺博士写信给州长路易斯·比亚纳，愿意为加尔做保证人。但是当局毫不通融，命令加尔一周后乘开往欧洲的“马赛号”离开巴西，并“恩赐”给他一张三等舱船票。加尔对朋友们说，流放、坐牢甚至牺牲，是每个革命者的家常便饭，他从小就在吃这份饭。他确信，这份驱逐令的幕后，一定有英国领事、法国领事或西班牙领事在插手。但是，他要大家放心，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警察都不会抓到他，因为“马赛号”在非洲随便哪个港口靠岸，或者在里斯本的港口，他就可以溜之大吉。看来他并不惊慌。

有人曾经听魔鬼若安说，因酒精死人比因病致死或因旱灾饿死的人还要多，因为酒精影响射击的准确性，所以被人一刀两断，身首异处。仿佛为了证明他的这番话是多么有道理，吉拉尔多·马塞多上尉带领侦缉队突袭的那一天，若安集团的人全都喝得酩酊大醉。这位人称猎匪专家的上尉自从若安袭击了巴伊亚州自治党代表团之后就一直在追捕若安。这个代表团是去卡龙毕庄园会晤卡纳布拉沃男爵的。若安伏击了代表团，驱散了他们的保镖，抢走了那些政客的手提箱、马匹、服装和钱财。男爵亲笔写信给马塞多上尉，为若安那颗人头许下重赏。

老希斯德和包斯蒂诺医生都曾经听加尔热情地谈过他对圣母修道院的访问。但是当加尔告诉他们二位，既然他已被驱逐出境，那么就在起程前召开一次声援大会，支持“卡努杜斯的兄弟们”。这使两位老人惊讶得目瞪口呆。加尔还说，他要邀请巴伊亚州府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向他们说明：“卡努杜斯那里正以自发的形式孕育着一场革命，一切进步人士都应该表示支持。”老希斯德和包斯蒂诺医生极力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再三告诉他，这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加尔无论如何也要在唯一的反对派报纸上刊登集会通知。在《消息日报》的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他在考虑印发传单并亲自去街上散发的可能性。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他记下这样一句话：“终于盼来了！我生活得过于平静，以致思想开始迟钝了。”

他的部下觉得这位沉默寡言、经常心事重重的头目实在莫测高深。他头上戴的草帽、脚上穿的凉鞋同部下完全一样，却不像部下那样喜爱发蜡和香水——他们一冲进商店就抢这两样东西。他的手指上不戴戒指，胸前也不挂金牌银牌。他背囊里的装饰品还没有刚入伙的匪徒多。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喜欢听云游歌手演唱，绝不允许部下欺侮这些艺人。他很尊敬地招待他们，请他们演唱。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他专注地听着，绝不打断。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吉普赛人的马戏班，他们演出了一场，最后若安以厚礼送别。

事情发生在他起程前两天的夜里。老希斯德手里握着吱吱作响的烟斗走进阁楼时告诉他，外面有两个人在打听他。老人提醒加尔说：“是打手模样的人。”加尔知道，这种人是有钱有势的人家雇用来干肮脏勾当的。他出去一看，那两人果然面貌丑陋凶狠，但没有携带武器，而且表现得十分恭敬：“有个人想见见您。”“可以知道是谁吗？”“不可以。”他满怀好奇地跟那两人走了。他们从中央大教堂旁边的广场出发，穿过上、下城区，接着来到郊外。他们把石头路面的大街留在身后，便开始穿过圣塔巴巴拉和圣胡安市场，然后拐向一条与海岸平行的铁路岔道，朝着巴拉镇走去。这时，加利雷奥·加尔心里想，莫非当局不再驱逐我而改为暗杀？但是看来不像是圈套。在一间煤油灯照射下的临时住房里，《消息日报》的社长在等着加尔。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向他伸出手来，随后请他就座。没有开场白，谈话直截了当地开始了。

除了怕他，他手下的人似乎还很爱他。这也许是因为若安从来不把同伴丢在战场上。伤员总是用担架抬到某个隐蔽所，甚至当这一行为危及全体的存亡时也是如此。若安本人给伤员治病；如果有必要，他就强行绑架一名护士来照看病人。牺牲的人也要运走安葬，免得在原地被警察凌辱或被猛禽啄食。这些做法，加上他指挥作战的才能，如分兵扰敌、侧翼包抄、前后夹击或突围时的种种巧计都树立了他的威信，因此他的集团招募新人时总是没有困难。

“虽然下了驱逐令，您仍想留在巴西吗？”

有些强盗一直梦想积蓄若干瑞斯，以便在某个偏远地区购置一土地，改名换姓，了此余生。若安却从来没有攒钱的打算，对前途也没有什么设想。当这群匪帮洗劫了某个商店或村庄，或由于绑架某人而获得一笔巨款时，若安首先用于采买武器、弹药和粮草，把钱分给被委托的秘密代理人，然后将其余部分平均分配。这种慷慨无私的态度，加上指挥伏击侦缉队、逃脱警察追捕时的聪明机智以及作战勇猛、纪律严明的魄力，使得他的部下对他像狗一般忠诚。同若安在一起，他们觉得心里踏实，而且待遇公平合理。但是，尽管他并不要他们去冒他不曾冒过的风险，却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放纵。如果放哨时睡觉、行军时掉队或偷盗同伴的东西，就要被处以鞭笞。若是他已下令抵抗却有人后撤，他就在逃兵脸上烙字或者削掉一只耳朵。他亲自执行处罚，干起来十分冷漠。对叛徒，他要实行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