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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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是弗朗斯·约瑟夫·卡尔的弟子。这位弟子认为自己的导师——解剖学家、物理学家、颅相学的创立者是那个时代最具权威的学者之一。颅相学对于卡尔的其他门徒而言，仅在于确认智力、本能和情感是可以在大脑皮层中定位的器官，是可以测量和触摸到的。对于加利雷奥的父亲而言，这门学问则意味着宗教的灭亡，唯物主义确立并证实了精神并非像巫术师们所坚称的那样无法估量和触摸，而是像感官那样是身体的组成部分，精神如同感官一样是可以在临床上研究和治疗的。自从儿子懂事，这位苏格兰人便反复灌输下面这样一条简单的信条：革命将把人类社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科学则将个人从自身中解放出来。加利雷奥早已决心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奋斗终身。
他讲道的时间是在黄昏。这时男人们已从田地里归来，女人们也做完了家务，孩子们都上床睡了。他讲道的地点就在每个腹地村庄都有的村中空场和十字街头。那里没有树木，只有遍地碎石，要不是天灾人祸，加上人们懒惰，那里本可以建有花园、凉亭和长椅，从而可以称做街头广场了。他开讲的时间是在夜幕降临之前，群星尚未闪烁，那时巴西北部的天空呈现五彩缤纷的晚霞，仿佛在那无限的苍穹之上正在燃放大量礼花。他开讲的时间正是人们点燃篝火以便驱赶蚊虫或烧烤食物的时候，那时凉风开始吹来，令人窒息的热气开始下降，使得人们的心绪较好一些，否则更难以忍受疾病、饥饿和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父亲的危险思想使他们难以在苏格兰生活下去，便迁居到法国南部。1868年，加利雷奥的父亲由于援助布尔德纺织厂的罢工工人而被捕，被押送到戛纳，随即死于狱中。第二年，加利雷奥也身陷囹圄，罪名是教堂纵火犯同谋——继军人和银行家之后，神父是他仇恨的第三个目标。但是，仅仅过了一两个月，他便越狱逃走了。以后他同父亲的老友，一位巴黎外科医生一道工作。这时，由于他的真名已为警方所熟知，他便改名叫加利雷奥·加尔，并且开始在里昂的一家报纸（《反叛的火花》）上发表政治小品和科普文章。
只在乞求善心的耶稣饶恕人们把其住所弄成这副模样之后，他才肯接受少量的饮食，有时仅仅做做样子。尽管是饥馑之年，村民们还是极力端出有限之物。他只肯睡在屋檐下或腹地居民为他安排的住室，很少有人看到他睡在吊床、木床或房东为他铺设的褥垫上。他席地而卧，连毯子也不要，乌黑蓬乱的脑袋枕在臂肘上略睡上几小时而已。他睡得很少，总是最后一个躺下，而第二天起得最早的牧人看见他时，他已经在修补教堂的墙壁或屋顶了。
他一生中颇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曾于1871年3月至5月同巴黎公社社员一道参加了为人类解放的战斗，也目击了梯也尔政府的军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三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于屠刀之下。他本人又一次被判处死刑，但是在处决前夕，他杀死了看守所中的军曹，穿上其军服，越狱逃走了。他跑到巴塞罗那，在那里学了几年医，同玛利阿诺·古比一道从事颅相学的研究。古比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认为只要他用手在某人的脑壳上摸一遍，便可以测出此人的禀性、爱好和最隐秘的个性。据说加利雷奥·加尔将要取得医生的头衔时，他对自由和进步的热爱，或者说他那冒险的天性，又一次将他置于动荡的生活中。一天夜里，加尔同一群志同道合者去攻打蒙奇约军营，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掀起一场动摇西班牙政权基础的风暴。但是有人事先告密，结果迎接他们的是大兵们暴风雨般的枪弹。加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们一个个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他本人也多处受伤，最后被士兵们抓住。他被判处死刑，但是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对病囚不准行刑，所以在处决他之前必须将他的伤医治好。在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帮助下，他逃离了医院，并携带假证件登上了一艘货轮。
起初他是单独一人，总是突然来到，徒步行走，一路风尘，每隔三五个月出现一次。他那细长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晨曦或黄昏中，总是匆匆走过村里唯一的长街，脚步有些急促。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响着铃铛的山羊、狗群和为他让路时好奇地注视着他的孩子中间走着，并不回答那些认识他且敬重他的妇女的问候，也不理睬赶忙给他送来羊奶、面条和菜豆的女人。走到村里的教堂之前，反反复复、仔仔细细查明核实教堂的确房梁断裂、油漆剥落、钟塔破损、墙壁洞穿、地砖凸起、祭坛生虫之前，他是既不吃也不喝的。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像逃荒的人——被干旱夺走了儿女、牲畜和家产，只好离乡背井，抛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他往往伤心地哭起来，在泪眼中，那燃烧的火花越发可怕地闪烁着。他随即祷告起来，可祈祷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善男信女。他匍匐在地上，或在石头上，或在破瓷砖上，面朝着祭坛或者祭坛曾经可能存在过的方向，时而默祷，时而高诵，一两个小时地趴在那里。居民们在一旁观看着，脸上露出敬佩的神情。他祈祷圣灵、圣父、万福马利亚和一些别人从未听过但是后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就死记硬背下来的祷词。“教堂的牧师在什么地方？”时常可以听到他这样发问，“这里为什么不给羊群安排一位牧人？”村子里没有牧师，上帝的住所被破坏，二者都使他万分难过。
加尔虽然周游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但始终忠于少年时期的思想。他抚摩过各种各样长着金黄、漆黑、火红和银白色头发的脑袋，与此同时，他审时度势，时而进行政治活动，时而从事科学研究；其间，伴随着种种历险：监狱生活、秘密行动、地下会议、逃亡和失败。他写下了一本本实证笔记，从而丰富了他的导师蒲鲁东、卡尔、巴枯宁、斯布赫谢姆、古比和他父亲教授他的例证。由于扰乱社会治安和攻击宗教思想，加尔曾经在土耳其、埃及和美国被捕，可是因为福星高照又不畏艰险，他从来没有在铁窗中待过很长时间。
他身材高大，但十分瘦削，似乎让人看到的只是他的侧面；他肤色黝黑，虽然瘦骨嶙峋，双眼里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花；他脚踏牧师们穿的麻鞋，身着深蓝色长袍，这一切令人想起那些在腹地走街串巷、给儿童洗礼、为已同居的情侣主持结婚仪式的教士们。很难猜出他的年龄、出身与来历，但是在他那平静的面庞上，在他那俭朴的生活习惯上，在他那冷漠、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出劝诫的话。
1894年，加尔在一艘德国轮船上当医生。该船在巴伊亚的海上遇险失事，搁浅在圣彼得要塞的对面。那时巴西废除奴隶制仅仅六年，从帝制改为共和也只有五年。这个国家的混血人种与文化、沸腾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欧洲与非洲融合于一体的特色，还有某种他尚不了解的什么，都使他十分着迷。他决定留居此地。他不能开诊所，因为没有医生头衔，于是只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靠教外语和打短工维持生计。加尔虽然也曾浪迹巴西内地，但终究又回到萨尔瓦多来住。他经常出入卡底丽那书店，经常待在米拉多尔大街的棕榈树下或者下城区水手常去的酒馆里。他常常向过往行人解释：假若理智代替信仰成了生活的中枢，即魔鬼（第一个造反者）代替了上帝成为真正的自由君王，那么各种道德观念便可以同时共存了。他还说：一旦旧秩序被革命行动摧毁，自由和正义的新社会就会自发地产生。虽然有行人听他宣讲，但是人们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