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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听别人的人生，跟听故事似的，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
八十年代后，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说的就是□□十年上山下乡的事。
万云不上班，万雪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给了不少故事类的杂志给她看，有些是民间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是知青下乡期间发生的事，她这几天倒是看过几个。
“那他是怎么跟你认识的？”万云问。
“桂老师原来是个大学老师，下放的时候，因为怕村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被他语言挑拨，引起人民矛盾，所以他的档案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我们周家庄的村支书上过中学，是个尊师重道的人，对有本事教大学生的桂老师很是尊敬，他刚到我们庄上的时候，红袖章们来的不算频繁，只是把人放到我们那儿，支书伯伯还给桂老师在知青点边上弄了个小土屋，他就跟知青们一起干活挣工分领粮食。”周长城慢慢回忆着当年的事情。
“七五年我十岁，记得是刚过完年不久，跟同村的小孩儿在村口玩儿，忽然来了一队戴红袖章的人，说要从严处理桂老师的问题！”周长城的脸色有点严肃，显然对那一次的记忆印象很深刻，“他们说，桂老师下放到粤北的家人也逃跑了，但是没人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革委会的人怀疑跟他大儿子一样，也逃到香港去了。”
“于是那一阵子，桂老师不能住小土屋了，戴红袖章的那几个人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两件衣服，让他搬到我们庄上的牛棚里去。后来时不时还要被压出来做检讨，满村子去游行。”
周长城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嘴巴前，有些不忍回想，除了桂老师，他们村还有其他下放的地主后代，知青也有二十来个，不过都没有像桂老师这样凄凉，三天五头都要被拉出来批斗树典型。
跟桂老师没有交情之前，周长城和周家庄其他这种半大的孩子一到游行的夜晚就很兴奋，拿着跟棍子跟在红袖章后头乱窜，唱着当年的歌曲，嚷着要打倒一切。
“我们庄上有三头牛，在山脚下有个牛棚，桂老师就在牛棚边上搭了个三角草棚子，庄上给他安排清理牛棚的活儿。”周长城喝口水，继续说，“这种安排，村支书也没办法，只让他打扫牛棚，其他的农活就没给他安排了，主要是红袖章们来得太勤快了，想让桂老师喘口气都不行。”
万云看着周长城那张深邃的脸，端然肃穆，想来是对桂老师的惨状抱了很大同情的。
“庄上的牛每天都要赶到山上去吃草，这个活儿不算重，村里安排给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算三个公分。那天刚好轮到我，出门前，奶奶给了我一根煮熟的红薯，让我放牛的时候饿了吃，我拿着红薯，就兴冲冲跑到牛棚去牵牛出来吃草了。”
周长城想起第一次和桂春生说话的情境。
当时他爸妈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只有周长城一个小孩，大人们都疼着他，有点多余的粮食全都先紧着他。
后面亲人陆续病逝，他成了周家庄的孤魂野鬼，吃了几年苦，可细细分说起来，他的童年是充满了温情的。
周家庄的牛有三头，一次要去两个孩子，可那天，本该和他一起的小伙伴从树上跳下来弄伤了脚，赤脚医生给夹了竹板子，出不了门，他就一个人拿着奶奶给的红薯去了牛棚，反正只是把牛赶上山，牛吃饱了，再赶回牛棚里，这些是他做惯了的事，且都是性情温顺的老牛，大人们都还算放心。
到牛棚的时候，周长城跟往常一样骑在一头青牛的牛背上，拿着路上折的小竹鞭赶另外两头牛。
这时住在牛棚边上的桂老师虚弱地站起来，扶着牛棚的竹竿，蓬头垢面，嘴唇发白，脸色有不正常的红晕，小声地问他：“小孩，你的红薯能不能分我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