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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在林红发现了丈夫的秘密以前，你如何想象这一对夫妻的婚姻？
余华：李汉林被林红发现婚外情之后，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其目的就是保住婚姻，所以相比林红，他更像是一个胜利者。不同的是，林红是一个公开的胜利者，李汉林是一个悄悄的胜利者。
余华：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必须去考虑很多不会写进小说的内容，这些会帮助我更加准确地去叙述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我设想过林红和李汉林之前的婚姻状态，就像比较普遍的婚姻那样，他们的生活很平静，很少有争吵的时候，也很少有兴奋激动的时候，与其说是他们正在相爱，不如说是他们正在生活。反而是危机出现后，他们发现是相爱的。
《纽约客》：你很小心地不让我们从李汉林的角度了解这个故事，除了个别比较关键的地方以外。他是否也觉得他获得了胜利？还是他会觉得他输了？
《纽约客》：《女人的胜利》被收入《黄昏里的男孩》一书，这个短篇小说集的英文版将于明年一月出版。此书的副标题是——隐秘的中国故事，许多篇章的主人公是处于劣势的小人物，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受欺负的弱势者。你认为林红也属于这一类人群吗？这些故事在什么意义上是“隐秘的”？
余华：小说结尾的时候林红胜利了，在她的要求下，李汉林做了似乎是羞辱自己情人的动作，至少在林红看来是这样。当然她只是在心理上胜利了，婚姻继续下去，此外她并没有赢得什么。
余华：这部短篇小说集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关注的是一系列事件，日常生活总是被忽略，事件成为公开的故事，日常生活反而成为隐秘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隐秘的”在文学中出现时的意义。
《纽约客》：小说的题目，以及最后几句话，意味着林红是这场战斗的胜利者。但是，她到底赢得了什么？
《纽约客》：在你以前的一些作品中，例如《活着》与《兄弟》，你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暴力。《黄昏里的男孩》收集的小说，显得更温和。这是因为你作为写作者发生了转变，还是因为你的国家发生了转变？
余华：是的，这个故事讲述的确实是一种意志的战斗。林红发现丈夫李汉林的不忠之后的反应是惩罚他，不是结束婚姻，可是她又没有找到惩罚的方法。在这场意志的战斗中，看上去林红占据了主动，其实没有，她一直处于被动之中，她在等待李汉林惩罚自己，等待李汉林找到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李汉林在家里低声下气，唯恐什么地方惹怒了林红，看上去他十分被动，实际上他并不被动。两个人在面对这个危机时，采用的方式虽然不同，可是都在消耗对方的意志。因为双方都不想因此结束婚姻，所以意志的拉锯战只能持续下去，用中国人的话说是钝刀子割肉。
余华：我的写作总是在变化，因为我的国家总是在变化，这让我的感受变了，看法也变了。另一方面，我的写作有着不同的层面，有《活着》和《兄弟》这样触及“文革”的残忍和暴力的作品，也有《黄昏里的男孩》这样温和的作品。这和我具体的写作有关，有时候是题材决定的。比如我刚刚出版的小说《第七天》，表达的是今日中国，具体说是二〇一一年中国的现实。它讲述了一个人死去后的七天经历，生者的世界充满悲伤，死者的世界却是无限美好。这是一部借尸还魂的小说，我自己觉得写得很有力量。
《纽约客》：《纽约客》这一期刊载你的小说《女人的胜利》涉及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况：一个女人发现她的丈夫对她不忠诚（起码情感上如此，即使没有发生性关系）。然而，与其说这个发现的后果是一次婚姻中的危机，不如说是一种意志的战斗。据你的理解，林红为什么以她这个方式应对她的发现？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隐秘的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