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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强说：“我本来不想搞这个婚礼，扯个证合法地睡在一起就行了，可是绵羊不干，只好搞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家不著名的出版社，见到一位五十来岁的编辑，他虽然没有说“我不是门诊医生”，可是同样没有兴趣听我讲述构思。他的态度比孙强友好多了，他动手翻了翻那两本不知名的杂志，直言不讳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无名作者，长篇小说写出来也是难以出版。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微笑地问我：
司仪问绵羊：“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个婚礼？”
我点点头，看看还在往袋子里装书稿的那个人，站起来走出屋子，走出这幢楼房。我站在大街上，看着这家著名的出版社，知道自己的构思写出来寄到这里是什么命运，就是被那个回收废纸的装进塑料编织袋，卖给造纸厂回炉后再变成崭新的纸张。
绵羊说：“不能让人觉得孙强是偷偷摸摸爬到我床上的，要证明孙强是堂堂正正爬到我床上的，所以一定要有婚礼。”
“你回去吧，把稿子写完寄到我们这里。”
孙强听了不服气，他对绵羊说：“明明是你爬到我床上的，怎么成了我爬到你床上了？”
他说着蹲下身子将那些书稿往袋子里装，孙强起身走出屋子，都没有看我一眼，似乎我并不存在。我尴尬地坐在那里，那位四十多岁的女编辑对我说：
绵羊好像生气了，她问孙强：“第一次，第一次是我主动往你怀里扑，还是你主动来抱住我？”
“今天不多啊。”
孙强不甘示弱，他问绵羊：“是你有事没事打电话约我出来，还是我有事没事打电话约你出来？”
这时一个回收废纸的人拿着几个塑料编织袋走进来，好像和他们很熟悉的样子，进屋就指着墙角那堆小山似的没有打开信封的书稿说：
绵羊真的生气了，她说：“我约你出来不是约炮，是约文学。”
“我知道，”我忐忑地说，“你是编辑。”
我妻子听不下去了，低声对我说：“有文化的人说话这么没文化。”
“我告诉你了，我不是门诊医生。”
司仪看到他们两个较真了，打断他们：“我听出来了，你们争论的关键是床，我现在问你们，第一次是在谁家的床上？孙强家的床上，还是绵羊家的床上？”
我愣了一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迟疑之后还是向他讲述起我的第一个构思。我才说了两句话，他就不耐烦了，打断我说：
孙强和绵羊互相看看，司仪坏笑地问他们：“第一次是不是在宾馆开的房？”
“我不是门诊医生。”
孙强和绵羊都笑了，司仪对他们两个说：“所以，既不是你爬到她床上，也不是你爬到他床上，是你们两个爬到别人床上去了。”
我说我有几个长篇小说的构思，要说给他听听，如果他对其中的一个有兴趣，我回家就动笔。我拉过来一把椅子坐下，准备滔滔不绝讲述时，他对我说：
孙强和绵羊在婚礼上打了一个平手，两个月以后孙强就甘拜下风了。我不知道绵羊是怎么搞定孙强的，此后他们两个出现在社交场合时，孙强像是绵羊的跟班，胸前挂着一台单反相机，笑容可掬跟在绵羊身后，绵羊站着和人说话时，孙强站在一旁摁下快门，绵羊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和人说话时，孙强在一旁蹲下去摁下快门。孙强常常遇到自己的熟人，熟人和他没说几句话，那边传来绵羊不耐烦的叫声“孙强”，孙强立刻丢下熟人，跑过去摁下快门。绵羊喜欢和名人合影，孙强只要见到名人，马上把绵羊拉过去摁下快门，或者把名人拉到绵羊身边摁下快门。不管什么名人，打球出名的、跑步出名的、写作出名的、唱歌出名的、跳舞出名的、演戏出名的、在网上写性爱日记出名的、做变性手术出名的，孙强一个不漏地摁下快门。
“你有什么事？”
我的五万字递到孙强手上一个多月后，绵羊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正在一个聚会上，等聚会结束了，他们来我家，孙强要和我谈谈。电话那端声音嘈杂，我有些不安地问她孙强读完觉得怎么样，电话挂断了。我妻子正在看电视剧，问我是谁的电话，我说是绵羊的，孙强要来和我谈谈我的小说。我妻子立刻关掉电视，说赶紧收拾一下屋子。我站在那里没有动，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孙强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妻子一边收拾客厅，一边让我赶紧出去买些水果回来。我懵懵懂懂走了出去，又懵懵懂懂买了水果回来。
这位名叫孙强的编辑疑惑地看着我，他的记忆里没有我的脸。我谦卑地微笑，从背包里拿出发表过我短篇小说的两本杂志，翻开后递给他，说明哪篇是处女作，哪篇是第二次发表。他的目光从两本杂志上扫了一下，冷淡地问我：
晚上十点的时候，绵羊和孙强来了。绵羊进来后坐在我身旁，斜靠在沙发上说累死了。孙强坐在我对面，胸前挂着那个单反相机。我知道这个相机是刚才的聚会用的，不是来我家用的。我妻子笑容满面为他们沏茶为他们拿水果，我心想决定这个旧故事能不能写下去的命运时刻要来了，想笑可是笑不出来。绵羊懒洋洋吃下去一根香蕉后说不想再吃，孙强吃了香蕉又接过去我妻子递给他的一串葡萄，慢条斯理吃了起来。
女编辑指指年轻的男编辑说：“他就是孙强。”
我坐立不安，看着妻子手里还拿着切好的西瓜准备随时递给孙强，我心想别再让他吃了，让他赶紧说话。我瞪了妻子一眼，妻子误解我的意思了，直接把西瓜塞进孙强手里。孙强说够了，吃不下了，说着把西瓜和没吃完的葡萄放在茶几上，用纸巾擦了擦手，然后打开相机盒，举起相机对绵羊说：
“我找孙强编辑。”
“绵羊，打起精神来，跟伯父合个影。”
我不知所措地看看高高堆在十多张书桌上没有打开信封的书稿，又看看墙角里堆成小山似的书稿，我注意到桌上的书稿信封上都写着编辑的名字，墙角里的书稿信封上没有写编辑的名字，只写出版社的名字。年轻的男编辑坐在门口的书桌旁，我看见堆在他桌上的书稿信封上写着孙强收，就说：
绵羊挽住我的手臂后，孙强摁下快门。我五十二岁的心脏跳出了二十岁的声响，孙强的相机从来只是对准绵羊和名人们的，现在对准绵羊和我了，看来我的旧故事有希望往前推进。这时孙强对我妻子说：
“你找谁？”
“伯母，你也坐过去。”
我推门进去，编辑室里有十多张书桌，当时只有一男一女两个编辑坐在里面，男编辑看上去二十多岁，女编辑有四十多岁了，女编辑问我：
我妻子从另一侧坐到我身旁，孙强摁下快门，我的心跳返回了五十二岁，觉得自己刚才是自作多情。
“请进。”
孙强放下相机，终于说起了我的五万字。他说认真读了两遍，如果算上反复读里面吸引人的片段，他差不多读了七八遍。听到孙强嘴里出来的“吸引人”三个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孙强马上说了一个“但是”，“但是”之后，他说这五万字横读竖读怎么读都只是一个开头，我听后恍然大悟，对孙强说：
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下午，我小心翼翼步入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大门，沿着斑驳的水泥楼梯走到五层，轻轻敲响这家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虚掩之门，里面一个女声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写不下去，原来我一直呆在开头里，一直没从开头里出来，我只要出来，就能写下去了。”
我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有几个构思在我脑子里居住了二十多年。它们不是好邻居，经常吵架，我知道它们都期望自己第一个写出来。我劝说它们，谁第一个写出来不重要，谁写得最好才重要。可是它们对我的写作能力缺乏信任，认为我这辈子只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抢在第一个被写出来，就会胎死腹中。它们争吵不休，让我二十年来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当然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没有把握写出来以后能否正式出版。
孙强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他说：“对，从开头里出来。”
我是一个卑微的作者，很久以前在两家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有三千五百八十七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另一篇长一些，有四千六百二十三个字，也包括标点符号。
我说：“明天就出来。”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