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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你带个本子干什么？”
我终于在楼上楼下不断会见众多的陌生面孔之后在唐处长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那张大办公桌前坐下了，这小小的一平方米将是我在这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间里的个人角落。我的对面是一位主管阿富汗的姓马的老同志，他会说普什图语。我的斜对面是那位邵先生。他那时四十开外，也属外交部“老人”。短小的身材，深度近视眼，镜片至少一千度以上。我向他打招呼并说今后要请他帮助。他客客气气地答应着，但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有我这个外来者进入他的领域。我请问他我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邵先生似乎早有准备，从抽屉里拿出了三件东西——一把很长的尺子、一把很长的剪刀以及一瓶当时文具店里唯一能买到的装在一个极为粗糙的小玻璃瓶里的糨糊。邵先生说：“你把这三件东西收好，你每天要用它们工作。”我莫名其妙！我来参加外交工作，为何要这些做手工用的工具？邵同志是个慢性子，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你每天的任务是看上、下午各一本的‘参考资料’（当时的内部国际新闻资料，由新华社编发），凡有关你主管的巴基斯坦的消息，你就把它们剪下来，交给我作为调研资料。剪刀自然是裁剪新闻所用。尺子是让你先画好道，可以裁得整齐。裁下来后用糨糊贴在废纸上，订起来再交给我。”我目瞪口呆！“文化大革命”前，我已是外语学院助教讲师交叉级的骨干教师，并且是王佐良教授领导的英美文学教研室成员，我也已参与开设英语系英美文学讲座课，主讲英国19世纪女作家的代表作。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如今，毛泽东主席调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务却是每日剪贴新闻稿！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小邵说要我记下要办的事。我怕记不全，做点摘记啊！”路很认真地盯住我看了几秒钟问：“你看过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吗？”
小唐热情接待了我，使我从踏进这座楼以后第一次感到有一丝轻松。她介绍了四处的工作，告诉我今后分在主管巴基斯坦的一组里，由一位邵姓老同志带领我熟悉业务。
我莫名其妙地答：“当然看过。”
亚洲司四处在最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主管着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大国以及尼泊尔、阿富汗、不丹、锡金和斯里兰卡各国。处长唐叶文是印度问题及中印边界方面的专家。我在外交部十年，唐叶文大概是我唯一的属于外交部“老人”中的朋友。她纯朴、善良、乐于助人；在一个偌大的名利场中，她是少有的不计个人名利升迁的好人。
路：“你这几天最好再去看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