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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交部总务司在1973年12月11日派车把冠华报房胡同的家搬来我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部租的，连那几套中山装和大衣都是出国时公费做的。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像样的任何家用电器！这就是冠华！他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他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牛奶！而冠华正好属牛！当年他迁来我家的那套绿色尼龙绒面的沙发是60年代中期缅甸使馆替换下来运回国的。这套沙发至今仍在我的客厅里。它们已经过几次修理，我却仍不舍得替换掉。女儿去年为我修缮房屋，她懂得我不愿舍弃这套大约已经使用了三十年的旧沙发，就给它们做了几个大套子。
我不知往下该如何办。冠华仍旧隔一两天就来电话。我说让我冷静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这时，大约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终办完了离婚手续。当时，我情绪很不稳定。为这过去生活的结束既觉得轻松，又觉得惆怅。对于今后的事又实在举棋不定。我办完离婚的当天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叶文。关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因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认识的众多人中最诚挚、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个。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难还清。特别是后来她因为受我牵连挨了不少整，我无法偿还这笔债。1984年她的丈夫，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无法给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在外交部的环境中，这种升迁变化往往会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在名单尚未宣布时，她就说：“你可能要升到司里去做领导了。开会征求意见时，我很赞成。你好好干吧，我会配合你的！”我说你在部里资格比我老多了，这样安排对你恐怕不合适。她说你能力强，外语好，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我们的合作极其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我也从来都把她当做知己，任何个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谈。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真诚的友谊后来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连。因为她后来还留在部里，为了不使她的处境困难，我们虽在同一城市，我都几乎从不与她联系。凡是遇到熟朋友时，我必定要打听小唐近况。现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这一段回忆已不会再给她增添麻烦。
冠华迁入我家的几天之后，我们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酒会，招待冠华的同事，算是婚礼吧！来参加的自然都是显贵的部长们。奔驰车在大门口停了一长溜儿，真正是车水马龙！但是就在这个本来值得欢庆的婚礼之夜，我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种对未来的惶惑。
信送出去两天就收到了冠华的回信。他在信中极其愤慨，简直是发怒！他说他根本不听我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我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这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爱情要舍弃一切，他也完全无所谓。那才是真正无私的爱。他需要的是我的爱，不是什么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牺牲。
第一件发生的意外是当我为每位贵客斟上茅台酒，请大家干杯时，冠华和我忙着招呼客人没有立即喝杯中茅台。此时一位部长喝了一口后迟疑地问冠华：“老乔，你这倒的是酒吗？”其他部长们也同声说：“老乔，你开的什么玩笑？这是白水吧？！”我和冠华赶紧尝了一口杯中物，果然是白水。我忙问冠华从哪里拿的茅台。冠华说是从饭厅拿的。我忙去查问，原来当时有一位照顾我父亲的女孩子还住在我家。她用一个茅台酒空瓶装凉开水。这天晚上她装了水放在饭厅桌上，被冠华当做新酒拿去待客了。大家自然把这插曲当个笑话，说冠华舍不得请客人喝茅台，用白开水充数，冠华也哈哈大笑。只有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我从来都有点迷信好兆、噩兆。在婚礼上浓烈的茅台变成了淡而无味的白水，难道这会是一种不祥的预示吗？
我在信中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更多的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他当时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我说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尝不珍惜他给我的真情。但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牺牲。我从少年时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学著作中。在我喜欢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人们大都熟悉的是改编成歌剧的《茶花女》，而我却是读过好几遍原著的英译本，有许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剧中都被简化了。这个作品使我震动的是玛格丽特为了爱情所付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自我牺牲。她在接受亚芒的爱从而得到幸福但却牺牲亚芒的社会成就，与放弃亚芒的爱让他因误会而恨她从而断绝恋情去获取事业的成就之间，选择了后者。为此，她毅然走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我认为这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试想我们的结合会引起多少对他声名的诋毁！无数舌头会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散布着同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爱上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二岁的章含之只是因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为了嫁给有名气有地位的乔冠华而同丈夫离了婚。谁也不会去认真问一问这是否真实。我们俩纵有千百张嘴也难以解释。我不能忍受在人们见到他的形象时夹杂在议论中的是这样的诽谤。我不能像玛格丽特那样使他恨我，但我愿在这爱情初始之时用理智把它深埋。
客人散尽之后，冠华很兴奋，说出去看看月亮。我说那么冷，别出去了。他却非要去，说今晚一定要赏月。我只好给他取大衣围巾，陪他到院子里散步。冠华说：“多好啊，多美啊，我们能在一起了！”我说：“是啊，不过今晚的招待会实在像次外交活动不像婚礼！”冠华叹口气说：“没有办法，这也是应酬！”我忽然非常激动地对他说：“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婚礼吗？”他说不知道。我叹口气说：“教堂的婚礼！”冠华捏了捏我挽着他手臂的手说：“别瞎说了！”我说：“真的，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种婚礼，在神圣的主的面前，两个人面对面，心对心，说出庄严的誓言：‘我章含之愿意与乔冠华结为夫妻，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这种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是最圣洁的，一生一世不能背叛的。”冠华说：“你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用不着对天主起誓。还是对着月亮吧！那是最美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早知道冠华酷爱月亮，他对着月色特别动情。但我却隐隐地觉得那月光太冷漠太清淡，几乎使人感到凄凉。我不禁想起那些写月光的诗句中很多都是写别离情的。我想起了《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无比哀怨的爱情誓言不也是在月光下发出的吗？我努力想赶走那些不祥的联想，此时冠华突然又说：“我们不用什么誓言，只要信任就够了。将来有一天，假若我眼睛瞎了，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扶着你，你拉着我。假如那时我们一贫如洗，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要饭，我们还是在一起。”我顿时心头一惊，一阵寒流穿过全身。这婚礼之夜我们怎么会说了这么多不吉利的话！我不敢再往下想，急匆匆地说：“太冷了，快进屋吧！都是这月亮，我们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
此后，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在后来的岁月中，不知怎么，这婚礼之夜的月下对话总是顽固地在我心里忽隐忽现，驱之不散。冠华逝世之后，我就更为经常地想起那个夜晚，也更相信命运。冠华和我不论在性格上有什么缺陷，或者在世俗的现实政治生涯中有过什么错误，但我们两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我们又如此真诚地相爱，彼此肝胆相照，祸福与共，为什么我们的结局会这样悲怆？！这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
理智与情感冠华访英回国后，我猜想他向仲曦东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次到我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来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动不在家。九点多回到家，父亲的老管家高升告诉我：“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都是五六十岁。”这大约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华来电话证实他和老仲来过，想看看我。我们都在客气中流露出一种拘谨。冠华问我那个大雨之夜我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我说挺好。三百多个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他说：“还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我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我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我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我个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在信封里送给他的秘书请他转交。
带着对幸福的梦幻和对未来忐忑不安的茫然，在那1973年寒冷的冬季，我和冠华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