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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70年代初，我有一次同周总理讲起主席“还债”的趣事。没想到这又引出周总理回忆他同父亲在欧洲的一次交往。周总理说大约1922年，父亲在欧洲考察。当时周总理等一批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志大部分在法国，一部分在德国，其中有朱德同志。父亲在法国逗留之后准备乘火车去德国。此时周恩来等同志正在寻找途径将一台印刷机及一批革命宣传材料带往德国。由于北洋政府已注意到旅欧学生中的革命思潮和活动，他们向欧洲有关的政府打了招呼，严加防备中国学生的行动；因而把这么大的机器及大批印刷材料从法国出境运往德国很不容易混过军警的耳目。正在为难时，周总理听说父亲正周游欧洲，停留法国，下一程即到柏林。周总理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父亲在欧洲旅行持外交护照，最好能说服父亲携带机器去德国。周总理在此之前并不认识父亲，但他听说父亲素来乐于帮助青年人。当他去见父亲并对他说这印刷机是支援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自己印刷学习材料后，父亲一口答应下来。这批革命宣传材料连同机器一道就这样顺利地利用父亲的外交免验权从法国运到了德国。周总理笑着说：“行老那次给我们当了义务交通员！你回去问他还记得不记得。”我后来问父亲，他说记不清了，好像有此事。我把周总理的话告诉他，老人大笑，笑得十分开心。
毛主席还对我讲起过父亲与他最初交往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这次谈话竟引出了毛主席向父亲“还债十年”的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