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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潮的冲击下，父亲第二任教育总长仅当了四个月就下台了。段祺瑞坚邀其改任执政府秘书长。父亲说：“有一件事，你大概至今还不清楚这段历史，那就是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与我并无直接关系。”父亲是1925年辞去教育总长职务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在翌年3月，因此并不是他授意镇压学生，更不是他下令开枪杀害学生。后来，我读到过一些史料，父亲当时确实已不是教育总长。当然，作为段祺瑞执政府的秘书长，惨案之后他曾奉命草拟过一份通缉令，但他对惨案本身并不像我中学时代以为的那样是个下令开枪镇压学生的刽子手。几年前，一位历史学者告诉我说，写父亲的传记有阻力，因为有人反对，认为父亲是被鲁迅先生“定案”的“三一八”事件的罪魁，因而不能写他的传。当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父亲所遭到的不平而愤慨。为什么有些人研究历史却对父亲如此不公？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中都已消除了“两个凡是”的影响，而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却在父亲的头上还要悬一把“凡是”的利剑？
父亲说，这时又发生了“女师大”事件。许广平先生当时在“女师大”读书。“女师大”的学潮闹得很凶，得到鲁迅的支持。进步学生抵制父亲任命的校长杨荫榆到校任职。父亲最后下令解散“女师大”，其实是为把造反的学生赶出学校，平息学潮，使“安分守己”读书的学生继续按父亲的宗旨上学。说到这段历史，父亲不禁自己笑了起来，他说当时许广平先生等进步学生在学校内静坐，不肯离校。校长杨荫榆雇了一批“三河老妈子”才把她们架出去。我不解，问父亲为何一定要从三河县雇老妈子（女佣）。父亲呵呵一笑说那时乡村妇女多数仍裹小脚，唯三河县贫苦人家妇女传统地大多来北京、天津当女佣，故那里的妇女多为天然足。父亲叹息说：“这些事过去多年了，当然是不对头的！”
父亲1924年至1926年参加段祺瑞执政府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段弯路，然而正如后来毛主席向我指出的那样，纵观他的一生，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革命的、进步的。段执政垮台之后，父亲于1928年赴欧洲考察，并于1930年应张学良将军之聘出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此后的近二十年中，父亲维护民族气节，拒不同汪伪政权合作；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他关心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代表的安危；内战后期，他又为国共和谈而奔走。解放后父亲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在父亲九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客观的历史评价应当是不难作出的。
遗憾的是，以后的二十年中，我既没有认真去读历史，也没有再去想过六十年前的这段恩怨是非。一直到父亲已是耄耋老者时，我才有机会同他谈起过20年代他参加段祺瑞执政府的那几年里所发生的事。那时，父亲的精神境界已远远超脱了世俗功名之争，也不在乎人们对他的评说；我也早已摆脱了青年时代鲁迅文章所加于我的重负和对父亲的偏见。我们平静地谈论着半个世纪前那些动荡岁月。父亲在谈到鲁迅先生与他之间的芥蒂时，很风趣地说：“哪里有这么多文章好做哟！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他笑着说：“我和鲁迅硬是有缘！”他说自50年代初起，他同许广平先生都是历届人民代表，每次开人大会议又都是主席团成员，后来又都是常委会委员。“章”和“许”两个姓氏笔画相同，因此每次上主席台，父亲同许广平先生都是毗邻而坐。父亲说：“我们很客气嘛，谁都不提几十年前的事了。”有一次服务员上茶先送许广平先生，许先生把茶让给父亲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父亲说：“我和鲁迅的夫人都和解了，坐在一起开会，鲁迅如果活着，当然也无事了。”我问父亲当年他们之间如此敌对，他现在怎么看。父亲微微沉思后缓缓地说：“拿你们现在的眼光看，对于学生运动的事，鲁迅支持学生当然是对的。”父亲说1925年春天，他应段祺瑞之邀北上任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后来又调任教育总长。父亲当时想用“读书救国”来办教育，因此企图整顿学风，严格考核。他反对学生参与政治，主张闭门读经书，因此他禁令学生不得上街游行，从而激怒了爱国进步学生。学生们到魏家胡同他的住宅大兴问罪之师。随即，父亲辞去了教育总长职务。但是同年8月，因段祺瑞再三恳邀，父亲又再次出任教育总长。这时的形势更为紧张，“五卅”运动之后，全国革命浪潮高涨，青年学生思想更为活跃。父亲虽试图在原来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良，在他办的《甲寅》杂志上提出了“新旧调和”的主张，但因他根本上是维护旧文化的，因而斗争并未因他的调和主张而减弱。
父亲当年同鲁迅先生之间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在新文化运动上的对立。无疑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而父亲那时是坚定的复古派，主张恢复旧礼教，攻击白话文。这场争议的是非自然是早已一目了然了，但是长期以来，它也被过分地划入了政治上敌我之分的范畴，实际上，从当时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胡适先生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在新旧文化问题上的斗争几乎是白热化的，但他们个人之间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在郑振铎著《文学论争集》中记载有以下这样一段胡适与父亲之间诙谐的唇枪舌剑：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骂为“小落水狗”时，我对父亲的偏见已经差不多消除了，因此我可以一笑置之。熟悉的朋友们有时还善意地用“小落水狗”开开玩笑。然而，在我中学时代可不是这样的。回忆当年，我坐在课堂里听教师讲解这两篇课文并痛斥父亲时，我真是如坐针毡。同学们用异样的眼光偷偷斜视我；老师在课下找我个别谈话，教育我同“代表反动阶级”的父亲划清界限。十六岁的我羞愧惶恐，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我终身耻辱，使我永远抬不起头来。我曾气冲冲地跑回家去责问父亲为什么他当年迫害鲁迅，镇压学生？父亲却异常平静地对我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现在对你讲，你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我和鲁迅之间，有些事情是误会。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去读历史，自己去判断吧！”
“……（1925年）胡适在一次宴会上，曾当面告诉章士钊说：你那篇《评新文化运动》不值一驳。章听后心里很不服，于是故意再登了一次，表示向新文化运动挑战。为此，胡适写了《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来批驳他。光是这年2月，章曾约胡适同照一相，随后章题白话诗一首赠胡，诗云：‘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继而，胡应章之请，写一首文言诗致答，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即使在六十年前，难道父亲同胡适的斗争方式不是让人感到更加通情达理吗？
我必须历史地、客观地写这段往事，还因为它曾经是造成我同父亲之间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中学时代，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选进了两篇鲁迅先生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用愤怒的语言斥责父亲参与制造“三一八”惨案，是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由于选进了中学课本，其影响范围极广极远，以至于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在给我贴的大字报中还称我为“小落水狗”，说我继承了“老落水狗”的反动思想，因而也必须以当年鲁迅先生的精神“穷追猛打”之，记得后来周总理在处理外语学院的运动时听说了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曾经在一次接见时说：贴大字报要严肃，不要骂人。听说你们有的大字报骂章含之是“化成美女的毒蛇”，这很庸俗。又骂她是“小落水狗”，这也不好。章行老是毛主席的朋友嘛！至于他和鲁迅之间的争论，那是历史上的问题，不应当用到现在去骂他的女儿！
直到父亲晚年，我与他谈过了他在段执政时当过“老虎总长”的经历以及他同鲁迅的笔战之后，我心中才如释重负，解开了我与他关系中的一个大疑结。我那时开玩笑地问父亲我们家中没有鲁迅著作，是不是他还对五十年前的事耿耿于怀？父亲大笑，他说：“早过去了。不过我到现在还是顽固的复古派，你看我的书架上哪里有一本白话书？”后来父亲去世后冠华迁入了。冠华是极为崇敬鲁迅先生的。于是我们的书房（也是父亲生前的书房）的书架上立时摆满了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仅全集就有两套，还有各种单行本数十册。我对冠华开玩笑说：“你知道吗？我父亲的书架上是从来不摆鲁迅著作的。现在你一下子搬来这么多。父亲地下有灵，不知作何感想，说不定有些辗转不宁呢！”冠华说我低估了父亲。父亲是个宽厚大度的人，不会计较历史上的恩怨。我相信冠华是正确的。
既然写父亲，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六十年前他同鲁迅先生之间的那桩历史公案。在我构思这篇纪念文章时，有几天深夜，睡不着觉，耳边总像听到父亲晚年时向我平静地述说这段历史时的苍老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