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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从1963年末开始，我每个周末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点英语消遣。到了1964年春节前夕，有一次在学完英语陪主席一起吃晚餐时，毛主席对我说春节过后，他要巡视南方。他邀请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换当教师，我教他英语，他教我历史。毛主席要我去买一套《史记》，一路上由他来指导我读。
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工地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那真是很叫人伤心又令人害怕的一个夜晚。王世芬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回首往事，这幻想的破灭，这多灾多难的艰难人生似乎都是从那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这灾难早在1964年就已向我逼近。
王世芬后来的故事也很悲惨。第二天，她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大约一年后，她回来了。表面上还和从前差不多，只是显得苍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静了，话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对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复正常了。这时爱神降临，系里的一位青年男教师对她爱慕已久，此时竟不顾她有过病，毅然与她结婚了。我们都期盼从此王世芬能在爱人和家庭的抚慰下完全康复。没想到不久之后，学校两派打派仗，两个高音喇叭对着吼叫。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个发觉她神态异常。那是在一号楼三层的洗手间里，王世芬听着那刺耳的高音喇叭神情紧张，问我：“他们又要打倒谁？”我安慰她说这一切与她无关，不必去听。但没过几天，她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听说后来她始终没有能恢复。她在这种情况下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现在也应当二十多岁了。
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过的美好的愿望几乎一件都没有实现，而我没有想过的事却都发生了，并且构成了我悲剧性的人生。
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侮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么美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遭厄运，我会被卷入政治的旋涡，险些葬身在别人玩弄的政治游戏之中。我也没有想到过婚姻会破裂，没有想到过刻骨铭心的爱最终变成了生离死别，在我仅仅四十八岁时就留下了我孑然一身，四处飘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