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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一些配殿，从前供奉佛像处已只剩空空的座架。殿两旁的房间已改成了接待革命串联群众的招待所。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殿里。入夜，周围山坡上的松涛声似乎给这宁静得令人不安的肃穆佛殿里带进了阵阵的山风，使我从心里觉得寒气袭人。这一夜，我大部分时间是清醒地静听那哗哗的松涛，心底深处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我们白昼的欢笑已被天童寺的惨象淹没。听说这寺里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部分年轻的被迫还俗，下山种田去了，剩下的多为年老体弱，但也要强制耕作庙田，维持生计。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话。他们本已是超脱尘世烦恼的脱俗之人，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追求着精神上的极乐世界；而如今这丑恶的尘世又把这残酷的斗争带到他们这块神圣的土地，使他们重又陷入了尘世间的烦恼。这真是作孽罪过啊！
我被打成“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被揪出来批斗之后的那几个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最绝望的一段时光。我还那么年轻，对生活充满那么多美好的期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夜之间我变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一分子。有一首当时红卫兵天天唱的歌，歌词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群众齐动员，文化革命放光芒。”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因为那时，凡有重大集会，系里全体教师集合时，我们这些“黑帮黑线”人物开始时也要站在队伍里。人到齐后，就开始由教师中的革命派指挥，杀气腾腾地唱这首歌。唱完就齐声呼：“杀、杀、杀！”真叫人毛骨悚然。接下来又有节奏地反复唱：“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开，滚、滚、滚！”于是，我们这些人就要自觉地“滚开”，从队伍中站出来，等大队伍起步走之后，这一支“黑帮”小队伍默默地跟随其后进入会场。这虽非肉体的迫害，却是对精神极大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极大侮辱。而正是这种日以继夜的侮辱使我最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从宁波回到上海，我们实在不愿回到外国语学院去。于是找了一家小工厂，算是在那里与上海工人阶级串联。那是一家玻璃器皿制造厂，我被分配在一个车间劳动。名为串联，其实我们根本不过问他们在搞些什么。这个厂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后来他们也给我们发了一个红袖章。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的唯一一只红袖章。
回忆当年，我对老一辈的那些作家充满敬佩之情。当年，与我在一个团里的那些作家在散去之后几乎没有一人不是经历了惨烈的磨难的。我曾在那年年底去作家协会的院中看过一次大字报，看到几乎我认识的作家全都被点名批判了。当时还幸存的，后来也打倒了。在我们陪着外宾游长江、上庐山时，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不久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但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沉稳、镇定。我的直接领导是杜宣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当时的外国代表中有一个土耳其画家，整天背着一个大画筒，说里面是他的作品。我曾替他翻译，谁知他想入非非，对我献起殷勤。一上火车就非要我坐在他身边，搞得我非常尴尬。这个画家是个大胖子，却到处要凑过来与我挤着坐在一起。开始时我还礼貌地避开他，可是最后我对他发了脾气，不再理他。那时，年少气盛，并不认为这是外事活动，要有礼有节，只觉得这大胖子太无礼就发了脾气。谁知大胖子也发脾气，上了庐山就拒绝参加活动，还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此事闹到了领导那里。杜宣同志耐心地做我的工作，说服我不可意气用事。最后他出面邀请那胖子画家单独与他游山，由我任翻译。那胖子也就顺势下了台阶。记得我们三人在庐山上玩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一道瀑布前还照了合影，可惜那张照片已找不到了。杜宣与胖子画家一路谈笑风生，论古说今，十分热闹。我完全看不出他对今后的命运有什么担心。但是，同所有其他作家一样，会议散后，杜宣回到上海即遭批判。这年年底，我利用“大串联”到上海时还去过他家，与他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午饭。当时他虽遭批判但还有人身自由。听说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杜宣同志终于难逃厄运，身陷囹圄多年。幸亏他能度过这场灾难，如今还健在。我记得我们那一路人马在上海送走外宾之后回到北京，在机场告别时诗人李季很动情地说不知何日我们大家再能相聚。我们在陪着外宾度过了十多天表面欢乐祥和的游览观光之后此时已清醒地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我们相互紧紧地握手，神情黯然，互道珍重。后来我回到学院，三天后被“揪”出来，我猜想其他人恐怕还没有挨过三天！
到了3月初，学校来函通知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我们三个多月的逍遥自在的日子结束了，于3月底回到了学校。
我们从北京出发后的第一站是武汉，那是因为毛主席正在武汉，他要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外国代表。所以北京散会后，全体人员都去了武汉。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安排了一次游江活动。到了船上，我们才得知毛主席正在畅游长江。当地陪同的领导遥指着一个方向说毛主席正在横渡长江。大家都很激动，不过从我们的船上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想象而已。后来，毛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我已有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远远望去，他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很好。那次见到主席，我觉得离他那么遥远。以前，我像看待父辈一样看待毛主席。他对我也如对晚辈一样慈祥。我们一起在他的游泳池住所讲英语，在他那冬日的小院中陪他散步，还陪他一起吃晚饭。我是在陪毛主席吃饭时学会吃肥猪肉的。那白花花的大肥肉蘸上调料，毛主席可以吃好几块！可是此时此刻，毛主席坐在那里安详地会见会议代表，我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这块土地上备受煎熬！
此时的外国语学院又是一片沸腾。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陈、姬、乔”和“保陈”的大争论；校内开始辩论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成绩和错误。对于外事口的问题我们并不感兴趣，但作为教师，我们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成绩的评价十分关心。所以在这年的4月26日，我们各系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四二六”组织，我们的任务是捍卫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高等教育的不可磨灭的成就。
会议的计划是会后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我被分配在诗人、作家朱子奇同志带队的一组前往武汉、江西、上海。然而，就在出发前一天，我得知朱子奇同志不能去了。造反派的压力太大，会议的领导顶不住，只能保证与会的作家把会开完。北京的会结束后，朱子奇同志不得不回单位接受批判！我们这一路临时改由刘白羽、杜宣同志带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