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程问：“书在哪儿？”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父亲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父亲。1921年主席找到父亲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父亲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主席对我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主席带回湖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财政来源。1945年在重庆，父亲又直言劝主席早回延安，不可轻信蒋介石的和平诺言。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但仍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而且是个人之间真挚的友情。1963年，主席七十寿辰，父亲带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帮他学英语，从此戏称我为他的“章老师”。此后，我除了每周帮主席学英语之外，还成了主席与我父亲之间的“联络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给主席写信说我不理解这个运动，他给我赠言，要我“经风雨，见世面”。1970年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给我任务要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就这样，毛主席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外院的教改还未完成，中央来调令，要我立即到外交部报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我答：“是有这事。”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三十六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心里只觉得空空的，好像回头看，走过的路已无踪迹，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这大半生常常为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所困扰，总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云雾般飘过天际，剩下在我眼前的总是一片空茫！一切荣辱都毕竟是过眼云烟，真正使我难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无止境的孤独！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的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傲慢与偏见再后来，我和冠华开始了最初阶段的接触。从现象看那是一段我们性格的冲撞阶段。我一个小科员竟多次顶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这在大机关里是很难容忍的。但我当时刚刚离开学校，确实很不习惯官气很重的政府部门中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的风气。奇怪的是，对于冠华和我来说，这种冲撞恰恰使我们超越了等级的悬殊，年龄的差距，达到了一种共鸣，迸发了初始的朦胧的感情。最初发生的一件使冠华很生气的事是我没有按我父亲的嘱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给他。1971年秋，父亲的这部巨著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全书著作的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父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柳文》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友，其中有两册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套书送到他们两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年，对部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所闻。我想如果我把这两部书送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说这是“用她爸爸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等到适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1949年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当时的香港地下党分批组织民主人士回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父亲的那一批正是冠华带队乘苏联轮船经大连到天津再抵北京。一路上他们已很熟悉。解放后他们也常在一起开会。因此当冠华得知父亲住院，就在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僵硬的。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正像后来冠华说的那样，70年代不知怎么，凡是逢单的年头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战争，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1975年的印支形势变化；可是逢双却都无甚大事。作为团长的冠华相对说这一年比较轻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此时已买下纽约西区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对面的旧旅馆，改造为代表团驻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也方便许多。冠华计划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按出发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访问欧洲的主要英语翻译。
就在我调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个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总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级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达成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苍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去了。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慨！
从1971年开始，周总理嘱咐每年赴联大的代表团都由民航派专机送至巴黎，他说他每年都要去机场送行。那天晚上出发前在总理的西花厅开会，散会已是十点多钟，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机场。尽管冠华一再劝阻，周总理还是去机场在飞机旁一一与全团人员握手告别。
我第二次见到冠华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