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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冲进客厅，当然一眼就认出了父亲。他们中一个人野蛮地抽出腰上的皮带（还是个女孩子！）冲着父亲扬起，却又落下，厉声地命令父亲到院子里去。我挡在前面，尽量平静地对他们说父亲年纪大了，晚上院中有风，是不是就在屋里说。几个红卫兵上来猛然把我推开，抓起父亲就往院中拉。母亲吓得瘫在沙发里不能动弹，红卫兵喝令她站起来，说：“臭老太婆还想坐沙发！滚开！”不知为什么这批如狼似虎的“革命造反派”竟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理会我。我猜他们大概知道我在外语学院也正挨斗，不会有此自由回家来。妞妞在东屋里被吵醒了，保姆搂住她，叫她别出声。我不知应当到哪里去，是到院中照看父亲的安危，还是陪着母亲免她受过多的惊吓。犹疑片刻后我轻轻对母亲说：“你别害怕，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我去爹爹那里！”我跑出屋子，一群红卫兵挥着皮带在父亲面前大喊大叫，他们用最粗野的语言凌辱父亲，说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说他是老混蛋，等等，等等。今日想来，仍为在那混乱岁月中文明被践踏到如此地步而心颤。他们叫父亲低头，父亲不低头，默然不语。
但是，这小小的庇护所就在这天夜晚遭到了无情的扫荡。大约十点半钟，我和两老还在说话，大门突然被擂得像要马上坍塌下来一般。紧接着一阵狂呼乱吼，大约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服的青年男女洪水般冲进院来。我搀扶着年迈的父亲站起来“迎接”这批不速之客，心跳得剧烈极了，像是马上要跳出喉咙；血往脑子里涌上去，而脑子却是一片空白，恐惧已被一种麻木代替。胸口却又像被愤怒填满。
他们上前按他的头，父亲打个踉跄。我想冲上去，但红卫兵挡住我，把我推进屋。那时我一点不想哭，只想喊！我拼命控制自己不失去理智。红卫兵冲着父亲念了点什么东西，宣布他的“罪状”，声言他们来造他的反，要他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父亲仍不说话。然后他们命令父亲原地站着不动，而他们则一窝蜂似的拥向客厅，开始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索要去家里箱笼的钥匙，到处乱窜，翻箱倒柜，把大批珍贵古籍线装书扔在地上。他们甚至还钻进天花板里不知搜寻什么。这批“革命派”就这样造了大约两个小时的反，父亲一直站在当院。初秋深夜的微风已带有冷意，可怜的父亲显然站不住了，那时他已八十六岁高龄，我被扣在屋内，不许出去，隔着窗子看着父亲哆嗦的身躯，此时我才哭了起来。
我和父亲、母亲默然对坐着。此刻我的心是宁静的，真希望这院子能成为我们一家人永久的庇护所。
红卫兵造完反，带了大批的“战利品”（书籍、信件为主）撤退了，临走前到处贴封条，书架、书橱、书桌，连沙发上也恶作剧地横贴了好几张封条，并且警告我们这些“反动分子”如果坐沙发，封条就断了，他们就回来批斗我们。这一切闹腾结束了。他们拥出院子，上卡车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发现“造反派”在我们大门外贴了又长又宽的辱骂父亲的对联和横幅，并且贴了一张大字报警告我们不许撕去对联、横幅。
这天晚上，学校大操场开大型批斗会。斗争对象是班禅。我们这些同“黑帮”有牵连的人是不准排在革命队伍中的。我们只准在革命群众入场之后，自己拎个小板凳坐在操场边缘“受教育”。我坐了个把钟头后，想家的情绪强烈得难以抑制。我担心家中两老一小在这乱哄哄的日子中会不会遭意外。随着台上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我心中的恐怖感也越来越强烈。最后我竟不顾一切地离开操场奔出了校门。一直走到白石桥，搭上11路无轨电车，擅自跑回家了。父亲见我脸色苍白，神情惊慌，忙问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我担心你们，怕你们出事。”说完就瘫坐在沙发里。父亲安慰我，要我放心，说他是个老朽了，红卫兵犯不上来找他麻烦。只有年仅五岁的妞妞对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场毁灭性的灾难浑然不知，依然安安静静地熟睡在她的小床上编织她美丽的梦。
北大红卫兵走了后，我赶快扶父亲走进卧室，让他躺下。此时我满腔的愤怒、心酸、委屈再也忍耐不住了，不知为何我扑通跪在父亲床前，把头埋在他手臂中痛哭起来。父亲轻轻拍着我的头，细声地说：“不要难过，他们迟早会来的！”后来，父亲说他累了，要歇一会儿。
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厄运终于也降临到父亲的头上，而且命运的安排偏偏是在我偷跑回家的那个晚上。
每次，我晚上偷跑回家总是搭末班车回学校，怕外语学院的“革命派”发现我溜了。这一天当然不可能了，我也顾不得明天回校后的处境，呆坐在乱七八糟的客厅里，为今后父亲的处境担心得要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学校受到冲击，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房门口，学校的大字报区里也有不少，骂我是“黑帮爪子、亲信”、“修正主义苗子”。我被揪出来几次后就被踢出“革命群众”的队伍。当时我惶恐至极，我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却从未见过红卫兵在“扫四旧”的口号下用皮鞭抽打他们所定的“反革命”，对过去的党的领导干部、教授学者施以种种虐待、凌辱的恐怖景象。那时一有机会我就骑车跑回家。三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家庭给我的安全感。父亲出奇地镇静。尽管附近的红卫兵也不时把大门敲得震天响，进来检查有没有“四旧”，领袖像是否挂在应挂的地方，父亲却毫无惊恐之感。他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力量，他说他不相信这种混乱会延持太久。后来我的自行车被英语系教师中的“革命造反派”“征用”了，当时社会一片混乱，公共汽车也无法正常行驶，我不敢天天回家，怕被“造反派”发现后禁止我离开学校。在那疯狂的日日夜夜中，我特别地想家，因为我是“黑帮爪牙”，学校里没有人理睬我，同我说话，除非是开我的批斗会，要我“交代”同黑帮的关系。我像是落入一个黑暗的深渊，多么想念温暖的家，想念我的女儿和老双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