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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的检讨总通不过，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家时，父亲拍案而起，大声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我听了吓一大跳，劝他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父亲主意已定，不听我的劝说，挥毫疾书，立即写成一信送呈主席，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及如此批判他之不公。我真为他捏一把汗，生怕这封信给他惹出大祸。但毛主席毕竟了解父亲，也念旧情。接到信后毛主席立即批示政协，大意说章行严虽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有了这个批示，父亲自然就“过关”了。我说再写封信感谢主席吧，父亲却说：“不必了！”我看得出他虽然自己无事了，却对那么多人被定为“右派”深感不安。
1957年的“反右”斗争意想不到地使我和父亲有了第一次共同的感受。整风运动开始时，在政协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父亲诚恳地发言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他引用了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句话。他说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父亲说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本来，这是一位数十年与共产党保持挚友关系的七旬老人的肺腑之言，没想到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右”开始时，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父亲这番话，指责说这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党言论。父亲被迫写检讨。看当时的汹涌来势，很可能政协内定父亲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一样的“大右派”。我那时正在外语学院的毕业班，原来是个团支部书记，又在1957年1月刚刚加入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但是因为整风开始的那头几天中参加了年级的争鸣委员会，鼓励支部的团员给党提意见而被批评为“严重右倾”，我也不得不在年级内和党支部内作检讨（最后对我虽无处分却在党内决定延长候补期一年，以观我“改正错误”的表现）。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对有些现象也很不理解。眼看同级里不少平时的好友纷纷被批判，有的最终成为“右派分子”，有的因“严重右倾”被取消出国留学资格。我十分迷惑，不知怎么回事，顷刻间，四年同窗学友竟分出了一批“敌人”。但因为自己有“错误”，也不得不慷慨激昂地去批右，去检讨。周末回家又见到父亲伏案苦思，经常在不大的会客室中紧蹙双眉来回踱步，不知如何书写检讨。那时，我觉得解放近十年，我第一次在一个大的政治运动中与父亲同样感到茫然不解。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打动着我的心，我劝解父亲注意身体，把那些批判看淡一些。父亲对我长叹，说他一片赤诚，万想不到招来这般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