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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糟糕透顶了，”他对蒂米·达兰特先生说，总结着他对用午餐时世界的不满，一个能够存在的世界——这一点无需置疑——但毫无意义，竟会相信这样的事情——萧伯纳和威尔斯，以及那些六便士一本的严肃周刊！这些上年纪的人在消灭、拆除这些书籍之后还要做什么呢？难道他们从不读荷马、莎士比亚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著作？他看到此刻的情况与他从青春和天性中汲取的感情形成了明显的反差。那些可怜的人们拼凑出了这么个蹩脚的东西。然而他还是心生怜悯。那两个可怜的小女孩——
一种尴尬，暴躁，阴郁的神情出现在他的眼睛里。
“真是糟糕透顶了！”他说着，眼睛扫视街道，寻觅着丁香花或者自行车——任何能够恢复他自由感的事物。
“我们可以继续前进吗……这群讨厌的人……”他说道。
“噢天呐，天呐，天呐！”四个大学生离开那所房子时，雅各大声疾呼。“噢，我的苍天呐！”
于是他们逆流而上，绕过了小岛。
“直到读了这两位的大作，我才觉得自己明白了真理！”普卢默太太愉悦地说着，用赤裸的红手轻敲桌上的目录，手上的戒指显得格格不入。
轻柔皎洁的月亮从未让天空变得黯淡；白皙的板栗花整夜在绿草中绽放；草坪上的峨参显得朦朦胧胧。
这也不是她们的错。她们走进客厅，身穿白连衣裙，系着蓝腰带。她们给大家递香烟。罗达遗传了她父亲冰冷的灰色瞳孔。尽管乔治·普卢默有着一双冷漠的灰眼睛，但其中闪耀着高深莫测的光芒。无论波斯和信风，选举法修正案和丰收周期，他都能侃侃而谈。他的书架上全是威尔斯和萧伯纳的著作；桌子上放着六便士一本的严肃性周刊，是那些脸色苍白、穿着泥靴的撰稿人写的——每个星期都把大脑放入冰水里洗过然后嘎吱拧干——榨出忧郁的文章。
三一学院的侍者肯定在像洗牌一样清洗瓷盘，哗啦啦的声音在大院都能听得见。然而雅各的房间在内维尔院的楼顶；因此走到他的门前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但他不在那儿。可能在食堂吃饭。午夜来临之前，内维尔院就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只有对面的那根柱子始终泛着白光，喷泉也是如此。那扇大门有种奇特的效果，就像是浅绿色草地上的花边。即使隔着窗户，也能听见杯盘的声响；还有用餐者嗡嗡的说话声；食堂里灯火通明，旋转门开开合合，发出轻微的碰撞声。有些人来晚了。
“昨天我在赛马会上输了，”她说道，“还带着我的两个小女儿。”
雅各的房间有一张圆桌和两把矮椅。壁炉上的罐子里插着几支黄鸢尾；一张他母亲的照片；各种社团的名片，上面画着新月花纹、纹章，以及名称首字母；笔记本和烟斗；桌子上放着红边的稿纸——无疑是一篇论文——《历史是由伟人的传记构成的吗？》那里放着许多书；法语书寥寥无几；但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人都只读他感兴趣的书，随心所欲，趁兴而读。比如威灵顿公爵的传记；斯宾诺莎；狄更斯的著作；《仙后》；一本希腊词典，书页间还夹着压得如丝绸般的罂粟花瓣；伊丽莎白时代的所有著作。他的拖鞋相当破旧，像被火烧到边边的船只。再有就是几张希腊人送的照片，一幅出自乔舒亚世爵之手的铜版画——满满的英国风情。还有简·奥斯丁的作品，或许是为了迎合别人的口味。卡莱尔的书是件奖品。还有些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的书籍，一本《马病手册》，以及各种通用的教科书。空荡荡的房间里，空气也是死气沉沉的，风无力地鼓吹着窗帘；罐子里的花朵微微一颤。藤椅上的一根藤条嘎吱作响，尽管没人坐在上面。
这不是她的错——因为她怎能阻止父亲四十年前在曼彻斯特郊区把她生出来呢？而一旦出生，她又怎么能够不斤斤计较、野心勃勃地成长，对社会阶层的梯级有种与生俱来的精准概念，像蚂蚁一样坚持不懈地把身前的乔治·普卢默推向阶级的顶端呢？阶级的顶端是什么？一种万人之上的感觉；因为当普卢默先生成为物理学专家，或者无论什么专家的时候，普卢默太太只能紧紧抱住她的丈夫，俯视地面，鞭策两个平凡的女儿沿着梯级往上爬。
一位老人稍靠着边走下阶梯（雅各坐在窗户旁和达兰特闲聊；他抽着烟，达兰特在看地图），他把双手背在身后，黑袍飘飘，步履蹒跚，摇摇晃晃，紧贴墙壁；然后又走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另一位老人挥起手赞叹那根石柱、大门、天空；又有一位老人脚步轻盈，洋洋得意。他们各自上了楼；黑暗的窗户里亮起了三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