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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顺河而下，洪波涌起，运河两岸层林遍染，一派可供人吟咏一番的秋风萧瑟之景。
舟中的几个人在下人的服侍下刚刚用过了晚饭，正围坐在几案前品茗谈天。他们三个人都称得上是理学大家，不过所学途径却殊无相侔。曾国藩是笃守程、朱，这一点和沈淮一样，而孙瑞珍的理学则是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之学。朱、陆各成门户，有名的“鹅湖之会”，彼此辨疑质难，各不相下；这天在秋风飒飒的行舟中，三个人分作两派，意气激昂，各自当仁不让，亦算不输于前贤。
曾国藩所致力的朱子之学，重在格物致知，以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穷物之理，以至于极，来扩充此心的知识，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所谓“穷理尽性”。
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何以成为圣贤？
发展到明朝的王阳明，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从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为何竹有节？为何竹长青？竹如何生笋？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这样格来格去，格不出一个名堂；而焦劳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很悲伤地在想，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圣贤是做不到的了
于是王阳明就想：圣人到了这步田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而与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远了。
但是，曾国藩不喜欢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另有缘故。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由来，近乎佛家的“顿悟”；他的《传习录》中，有“所机锋”的禅味。而曾国藩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因为在儒家看，那是异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