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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如此动怒，由来有自：在肃顺的折子中写得很清楚，经过项进的供述，除了案情真相大白之外，更有项进与福济等人上下勾结，赂遗遍及山东各府道衙门、在皇帝的手谕下达之后，福济心中虽不以为然，却也心下惴惴，于是知会臬司衙门的官人，白天无妨，到了晚间，尽可以眼睁眼闭，含糊了事——这也就是为什么项进等人能够熬得过第一次十天之期的缘故。
这份飞章报上的奏折经过高人的运笔，文字故意做得很浅显，立意却相当深远，在把破获案情经过写得有临场之感之外，文字一转，开始对福济等山东上下官员颟顸愚钝的形容也都勾勒了出来，接下来他写：“福济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鲁省，外间众口一词，皆谓定郡王载铨荐之于前、保之于后。福济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载铨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一省刑名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奴才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王、大臣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定郡王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更且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表面山看起来肃顺在折子中大言载铨尚有可取之处，但是随同奏折一起封奏的还有载铨多年来和福济的通信，书札、连同福济的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却适足以更大的激起皇帝心中的怒火
在来往书札和福济的日记中，有确凿记载，载铨除了大肆收受贿赂之外，于朝政更多有悖逆之言：“‘奴才在山东按察使司福济府中搜查，查出账册三本，其中累累明示，该员赂遍山东上下官员，便是朝中宗室，也无不受其馈赠，其中尤以定郡王为尊。账册中载明：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二，福济派人携白银九千九百两上京，恭贺定郡王寿诞之喜’。”
“‘……据定郡王交代来人称：皇上虽励志振作，然年幼少知，便是有一腔热血，也难抵朝中群情粥粥，想来不过一年半载，必当改弦易辙，全然恢复旧貌矣。故而转告福济，不必为皇上整肃吏治而惊惶失措，万事有我，大可放心’。”
看到这里，皇帝把奏折合上，后面的内容也毋须再阅看下去，载铨莠言，尚且罢了，又有福济这般的疆臣如此逢迎，权臣之势已然欺主——这是任何上者所不能容忍的只是在这一刻，皇帝便硬起心肠，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六福？”
“奴才在。”六福退出去用净水把脸上的血渍洗净，赶忙又步入暖阁：“万岁爷？”
“传军机处。把定王也叫来。”
“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