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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岁出之道，兵饷为第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羸绌一大关键，请即为我皇上陈之。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粮八十份，总兵六十份，副将而下依次递减，至千总五份，把总四份，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有所谓赏恤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尝在六七万。”
“至乾隆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公费、赏恤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此臣所谓饷相羸绌一大转机者也。”
“……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举，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两。高宗规模宏远，不惜散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书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以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需用七千万两，请毋庸概增。高宗旋以廷臣议驳卒。”
“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绌，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诏抽裁冗兵，于是又裁两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余，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也易；节之如此之少，且难矣。”
接下来他说，“今臣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或恐生变，唯缺出而不补，则可徐徐行之，而可万无一失。医者之治疮癣甚者，比剜其腐肉而生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新肉，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驰怠不知所底。”
“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而力愈弱，饷愈多而国愈穷。北宋中叶，兵常至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兢，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十八弯，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籍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番、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常数，不过二十五万，以强半栩卫京师，少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
“臣今之说，缺出不补，不过六年，五万即可裁撤完毕。行一马二步之计，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十年以外，于经费大有裨益。此项银两不可轻动，督抚岁终奏解户部，另行封存，专备救荒，救灾之款。永塞开捐之门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岂非三代公心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万者哉？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
“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卢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整，番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余年，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于战陈之事，又不见集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
“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典，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虽远偏，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
“昔日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以此案进呈，伏乞圣裁。”
曾国藩所上的《议汰兵书》，笔者照实而录，并不是为了凑字数，而是是想请很多关心、关注这部书的读者看一看，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已经认识到了兵制其中的危害，并且在思考着正确而可行的解决途径。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