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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只说得一句:“不依恺自尔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肃顺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肃顺,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皇帝‘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一个‘董太师’的外号——将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
肃顺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皇帝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有皇帝、下有曾国藩等,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
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翁同龢一愣。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你这叫什么话?”皇帝说道,“你又知不知道天津现在是什么局面?你怎么就知道容不得往来问答?”
皇帝显见是在偏袒翁同龢,董恂心中不满,又任什么话也不敢说,只得伏地碰头,“臣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