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之患便多由此而起！」

    他引用的皆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例子，堂内众人无不面色凝重。

    「潘祭酒所言极是，海船扬帆则如断线纸鸢，朝廷法度鞭长莫及。船行海上，数月不闻音讯，其货几何？其途何向？其损何故？全凭船主一言而定。若遇风暴沉没，是真是假？若遇海盗劫掠，是真是假？其中虚报损耗、中饱私囊、甚至监守自盗之空间，何其广大？」

    朱颐亦来到场地中央，他环视堂内儒生继续说道：「更遑论，若特许商号坐拥巨舶数十上百，由此形成海上私兵，朝廷如何制衡？彼辈挟巨利以自重，挟商路以要挟官府，甚至与海外势力勾连裂海自雄，朝廷是剿是抚？剿则糜费国帑动摇东南，抚则藩镇之祸起于海上！此非危言耸听，前朝实例皆由微渐著，海禁若开，实乃授人以柄自掘根基！运河之弊犹在腠理，海运之祸恐入膏盲！」

    这番论述层层递进，从具体的监管失效，上升到对地方割据乃至威胁社稷的担忧，逻辑严密完整，使得堂内一片沉寂，就连先前一直支持云崇维的李岩和郑樵等人也都眉头紧锁。

    云崇维面色沉凝，他博通经史，自然知道潘朱所言并非全无依据，前朝旧事历历在目。

    他长于义理精于宏观，对漕运弊政能痛陈其害，但对如何具体构建一个不被商贾反噬、又能有效监管的海运体系，确实缺乏深入研究和实务经验，只能缓缓道：「二位先生所虑，自是国政之重，但因噎废食岂是智者所为？朝廷既知弊端，便当思更周密之法度、择更忠直之能臣、行更严苛之考成，而一」

    「守原公。」

    潘思齐温和却坚定地打断他，愈发恳切道：「更周密、更忠直、更严苛，说来容易，行之何难？足下先前提到前岁漕督衙门之巨案，此案发于运河，尚有驿站塘马可通消息，尚有沿河府县可作策应，监管之力百倍于海运，犹不能杜绝硕鼠成群。试问，若将这千里命脉置于朝廷耳目难及的汪洋之上，其风险又将放大几何？此非更」字所能弥补，乃根本之难也！」

    他用云崇维屡次提及的漕案反证海运监管的难度，这一手极具杀伤力，堂内儒生听得深以为然，就连一些原本摇摆的中立者，此刻也觉得云崇维过于理想化。

    站在一旁的朱颐接过话头，捻须道：「守原公，民以食为天，国以赋为脉。运河之重，在于保漕粮无虞，按时按量抵京，此乃维系京畿百万军民和九边将士口粮之根本。海禁若开，其最大之患便在于无常二字，且听老朽剖析之。」

    云崇维正色道：「请。」

    满堂目光聚焦在朱颐身上，就连薛淮都认真地听著他的长篇大论。

    「海上风云瞬息万变，飓风一起樯倾楫摧，整船漕粮便尽付东流，漕粮有定额定限，误期则京师震动边关告急。海运遇阻信息断绝，朝廷如何预知？若数船连损缺口巨大，难道要临时再向东南加征？此举徒增民怨，更易引发恐慌，以致米价腾贵京师动摇，此其一也。」

    朱颐目光炯炯，继续高声道：「其二，海运成本岂止载具之费？为防海盗倭寇，商船需要武装，水手亦需精壮勇悍，此等投入耗费极大，最终必转嫁于漕粮成本或朝廷税赋。运河虽有纤夫河工之苦，然朝廷百年经营自有成例可循，大体可控。海运初兴诸事草创，其靡费恐远超预期，此利又从何来？莫非又要加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