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新在吃完饭后就回房间休息，只留下汪永革在客厅里。

老汪不久后起身，将放在柜子里的东西拿出来，那是他早早就准备好的礼物，但是一直都没有送出去。

因为汪永革他始终都没有下定决心，直到今天晚上...

陆泽没说话，只是将手电光微微调暗，光束斜斜压在自己胸前，只留一线幽微的亮，像一柄收鞘的刀。他侧身贴着车厢壁站定，呼吸放得极轻，连袖口擦过铁皮壁的窸窣声都几乎听不见。汪新立刻绷紧脊背，右手悄然按在腰间警棍上，指尖微凉，却没再问第二遍——他知道陆泽不是危言耸听的人。

硬卧车厢里鼾声起伏，被褥裹着人体的温热气息浮在潮湿空气里，混着煤油灯罩里飘出的淡淡焦味。三名穿雨衣的人已进了车厢，脚步很稳，不疾不徐，每一步都踩在铺位过道中央，仿佛丈量过似的。最前头那人左肩略高，右脚落地时鞋跟稍拖半寸，是旧伤；中间那个脖子上系着一条褪色蓝布巾，领口微敞，露出锁骨下方一道细长旧疤；最后那个始终低着头，帽檐压得最低，可当列车经过一个缓坡、车身轻轻一倾时，他左手无意识扶了下头顶的雨帽——那手腕内侧，有一小片青灰色刺青，隐约是个“魁”字轮廓。

汪新喉结滚动了一下，没出声，但眼睛已经死死盯住最后一人。他认得那个刺青。去年夏天在宁阳站派出所整理旧卷宗，翻到过一份尘封十年的协查通报附件照片，马魁入狱前体检记录里，就提过左腕内侧有“魁”字墨刺，因嫌土气，曾试图用火燎、用刀刮，只余下这点模糊青痕。

陆泽却没看那人手腕。他的目光钉在中间那人颈后——那里衣领边缘，一小截灰白线头倔强地翘着，像是刚缝上去没两天，针脚歪斜，线色与雨衣布料并不匹配。更关键的是，那线头根部沾着一点极淡的赭红色泥渍，干涸龟裂，边缘泛着细微盐霜。

松林站地处黑土地带，但唯有站北三公里外的老窑沟才有这种含铁量极高的赭红黏土，当地农民挖来糊灶台、刷猪圈，遇水发腥，晒干后遇潮则返盐。而老窑沟，正是十年前马魁被捕前最后出现的地方。

陆泽慢慢抬手，在胸前做了个手势：食指竖起，中指横压——“静观，勿动”。

汪新点头，后退半步，借着上层铺位垂下的蓝布帘阴影，彻底隐去身形。陆泽却向前挪了半尺，手电光终于斜斜切过去，在三人经过的铺位床沿上扫了一瞬。床板接缝处，有两道新鲜刮痕，深浅不一，方向一致，明显是硬物反复蹭过所致。他蹲下身，鼻尖距木纹仅三寸，闻到了一丝极淡的、混合着松脂与陈年桐油的味道——那是老式木工刨花浸透桐油后阴干十年才有的气味，如今只有松林镇东头那家关了八年的“马记木器铺”还存着这种老料。

三人已走到车厢中段。最前头那人忽然停步，转身望向车窗。窗外雨幕如织，玻璃上爬满蜿蜒水痕，映不出清晰人影，只有一团团晃动的昏黄光斑。他抬手，用拇指关节用力抹了下玻璃内侧，动作带着一种近乎粗暴的熟稔，仿佛这扇窗他擦过千百遍。就在他指尖离开的刹那，陆泽瞳孔骤然一缩——玻璃上残留的水痕，在灯光映照下，竟隐隐拼出半个模糊的“马”字轮廓。

不是巧合。是习惯性动作留下的轨迹。

汪新也看见了，呼吸一滞。他想开口，嘴唇刚动，陆泽已抬手按在他手腕上。力道不大，却沉得像块烧红的铁。陆泽的目光始终追着三人背影，声音压成一条细线，钻进汪新耳中：“他们不是来上车的。”

“那是……”

“是来接人的。”

话音未落，车厢连接处传来一声闷响，像是谁重重撞在风挡门上。紧接着，一阵急促而拖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伴着粗重喘息，还有金属挂钩相互磕碰的脆响——是行李架上那只老旧的绿帆布行李袋，袋口系绳不知怎地松了，袋底正一下下磕着铁皮地板。

三人同时顿住。中间那人脖颈肌肉瞬间绷紧，右手已探入雨衣内侧。最后那人猛地抬头，帽檐掀开一线，露出一双眼睛——眼白泛黄，瞳仁却黑得惊人，里头没有惊惶，只有一种被逼至绝境的、野兽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