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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学校开始没收弹弓，我将一把弹弓和足够再做两把弹弓的原材料用一个铁盒装着埋在胡杨林的泥土里，以图来日东山再起。
四年级时秋天某个午后，我偷听到父母的窃窃低语，大概意思是姜爸爸要转业了。
通常转业计划都是保密的，要等到年底才会通知本人，提前通知一般都是带有处罚性质。
那之后姜荷上学也开始断断续续，他们准备要走了，回他们的老家浙江。
姜爸爸说他们在等最后的通知，来年一月之前必须离开部队。
我记得有一天姜爸爸对我声色俱厉地呵斥：“你小子要敢忘了我们，我饶不了你”末了还给了我一记爆栗，打得我天晕地转，姜荷当时就和她爸翻脸了。
那一记暴击很管用，以后只要和疼痛有关的所有事物，都会让我想起一脸坏笑的姜爸爸和发狂小鸟般的姜荷。
我们那年只去了两次胡杨林，我只记得特别冷，姜荷被风吹得缩成一团。我们认真地商量如何保持联络。
虽然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年，诺基亚手机和互联网在外面的世界里慢慢普及，但是大漠里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能想到的只有写信。姜荷说他们会去杭州定居，到了那里就写信告诉我回信地址，于是我们觉得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对离别同样非常无知。
我们最后一次去胡杨林是他们离开的前三天，那天是元旦。刚下过雪，树上地上都覆着一层白。临别时，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放在她胸前，然后抱着我的胳膊说：“你一定要经常给我写信，一定要来找我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这个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带着她呼出的白气和胸膛的起伏。
我用力点点头。
临走的前一天我父母请他们一家吃饭。饭吃的很沉闷，我和姜荷早早就下桌了，躲在我房间里一起看书。我记得看的是《海底两万里》，以至于那以后看到凡尔纳三个字我就想起姜荷，于是再也不看他的书了。
不知怎么的两个父亲就争执了起来，还有人拍了桌子，我和姜荷面面相觑，一动都不敢动。过了一会姜荷坐到我身边挽着我的胳膊握住我的手：“和我们无关。”
稚气的脸上却都是惊慌无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