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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赵恒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赵恒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这是寇准第二次罢相，也仅仅只做了一年宰相。显然，这是在为赵恒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赵恒畏惧妻子的事实。实际上，到了赵恒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赵恒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赵恒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赵恒不满刘后坐大，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妄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赵恒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赵恒和皇后刘娥。赵恒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赵恒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赵恒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从此，寇准远离他所热衷的名利场，直到最后死在南方。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已经被贬出朝，他还曾经很奇怪地问左右说：“为什么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众人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刘娥势倾朝野，也没有人敢告知皇帝真相。甚至宋真宗在病逝前，还对近臣说群臣中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寇准去职后，民间对他十分怀念，流唱歌谣说：“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丁就是指丁谓。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后来因事被贬，放逐之地是崖州（今海南），恰好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加上忧愤不已，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突患重病，他急忙命人取来当年宋太宗赐他的通天犀玉带，沐浴后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卒，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赵祯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本人很有文采，诗词写得清丽宛转，旖旎多情，如《江南春》云：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一泓春水，烟波渺渺；岸边杨柳，随风飘荡。萋萋芳草连绵不尽，一直蔓伸到遥远的天涯。夕阳下，孤零零的村落寂寥无人，只见凋谢的杏花飘落满地。这样饱含伤春情愫的小词竟然是出自一代名臣寇准之手，实在令人惊诧。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论此词说：“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其实，寇准的一生几经沧桑，也许正是以诗意来寄托自己流年风雨、壮志难酬的感伤。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枢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4．高琼
小说中高琼的个人背景和经历均为真实史实，他本因强盗罪被判死刑，离奇逃脱后成为晋王赵光义心腹，多次跟随出入大内皇宫，为宋太祖赵匡胤瞩目，特意赐其军衣。赵光义即位后，高琼一飞升天，逐渐位居武将高位，朝中无人能出其右，他曾孙女高滔滔就是后来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
高滔滔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宋仁宗无子），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滔滔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宋英宗死后，宋神宗赵顼即位，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为此重用王安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熙宁变法。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变法失败，王安石罢相。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也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英年早逝。
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尊祖母高滔滔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滔滔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她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滔滔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滔滔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滔滔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滔滔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宋史》记载说：高滔滔“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高滔滔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和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