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人物补记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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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厢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简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等。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倌军、静戍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戍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军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县），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当时的人这样评论：“（辽）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辽史》的编纂者认为“澶渊之役”是萧燕燕军事生涯中最光彩辉煌的一页。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燕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这一年，被公认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后来又因此而搞出“天书”的历史闹剧。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然而，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方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做‘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改任王旦（寇准同科进士）做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赵恒听信王钦若的话以后，深以澶州之盟为耻辱，常常闷闷不乐。王钦若趁机讨好对赵恒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是自古封禅，一般要有“天端”，王钦若和宋真宗想出了伪造“天书”的计谋。

由于担心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暗中向王旦传达圣意。赵恒又假装赐一坛好酒给王旦，王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发现坛内全是上好的珍珠。王旦自然明白这是皇帝亲自贿赂，从此不敢对“天书”这等荒唐之说有异议。

一天，赵恒对群臣说，夜见神人降“天书”于承天门。于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皆称贺。赵恒率领群臣们到承天门，果然发现“天书”。王旦下跪献进，赵恒再拜接受，交陈尧叟启封，又命他宣读。于是，群臣入贺。有大臣名叫孙奭，对这君臣一唱一和的虚伪场面很看不惯，当面问宋真宗道：“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耶？”赵恒默然不答。

不久，又在泰山得“天书”，赵恒亲自到泰山封禅。之后，赵恒在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的迎合下，屡次搞“天书”、封禅等自欺欺人的活动，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致岁出日增。

朝中大臣只有孙奭、张咏、李迪等敢于提出些批评。张咏（寇准同科进士）病重，临死前奋力上书，历数丁谓的罪行，并说：“乞斩丁谓头置国门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意思是要皇帝杀丁谓谢天下，他张咏愿意以死谢丁谓，相当于是以死相谏了。然而，宋真宗只是赞叹张咏的忠直，并无悔改之意，依旧宠信丁谓。

宰相王旦因为对赵恒的所为不闻不问，从不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但他死前却留有遗命，让后人为他削发披缁入葬，表示悔恨他当初不谏“天书”的过失。

赵恒大搞“上天书”，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他开始有些不安，因此有人提出，只要平素不相信这些活动的寇准出面，便能使百姓折服。于是，赵恒命宦官周怀政暗示寇准“上天书”，想用寇准的名声来收服人心。寇准开始不愿意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活动。寇准的女婿王曙当时在内阁当郎官，与宦官周怀政交好。王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极力撺掇怂恿寇准，说只要寇准愿意上天书，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寇准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寇准有个门人，颇有远虑，提出一个解决困境的办法：“寇公走到半路假称有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皇帝，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可以保全寇公平生正直的名声，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为宰相，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十分可惜的是，寇准少年富贵，长期担任中枢要职，功名之心极重，难以自拔，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门人的建议，违心地加入了“上天书”的行列。此事成为寇准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为时议所非。

上天书后，寇准果然被龙颜大悦的赵恒重新起用为宰相。然而，这位寇老西在错误的时机，通过错误的手段重新得到了宰相的职位，威信已经大为下降，并自此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中，再也无力脱身。

宋真宗赵恒晚年，皇后刘娥开始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宋朝有著名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原是个贫寒的花鼓女，靠打鼗鼓谋生，偶然的机会与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恒结识，二人一见钟情，从此形影不离。宋太宗听说儿子喜欢上一个轻浮的花鼓女后，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四川老家，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耆（原名张旻）的家里。刘娥离开襄王府后，赵恒奉宋太宗命娶名将潘美（即戏曲中的潘仁美）第八女为妻。但赵恒一有机会，就悄悄去张耆家与刘娥私会。一直到宋太宗晏驾，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进为德妃。赵恒与刘娥长期相爱，最终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结合。景德三年（1006年），郭皇后去世后，刘娥三十七岁，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但在后宫地位也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刘娥的卑微出身，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为了压过沈才人，刘娥最终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命令心腹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产下一子，宋真宗喜出望外，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但孩子却被刘娥占为己有，宋真宗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其真正生母李氏则在宋真宗死后被赶去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宋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被册立为皇后，此后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尤其是赵祯即位为宋仁宗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丁谓，字谓之，宋太宗朝进士。此人工于算计，机敏狡猾。他为了迎合宋真宗，大搞上天书活动，曾随宋真宗赵恒巡视。大礼结束后，赵恒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不过，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称为“比玉”，价值八百万钱。赵恒见玉带数目不足，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我自己有小腰带，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便具实奏报，赵恒觉得有理，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结果，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赵恒看在眼中，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立即告诉办事官吏：“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于是赵恒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了丁谓。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

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赵恒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赵恒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娥义兄刘美（实际上是前夫）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赵恒得了疯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赵恒自以为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赵恒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