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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琪的礼物》中,年轻的丈夫为给妻子买发梳而卖掉了珍贵的节操——我是说,手表。
“假如我需要一套画笔,你会不会去跟富婆上床?”我贪婪地问。
那时霍亦琛正嚼着我煎的牛排:“我会问约翰借钱的。”
我悲伤地捂住脸:“所以你会跟高约翰上床。”
“假如我不想跟别人上床……”霍亦琛呷了口酒,“你会不会多画一幅画,来换我一天不上床?”
“会的。”我热切地说,“不只一幅,很多幅也可以。白天画不完,晚上熬夜画也可以。”
“晚上就不要画了吧。”
“为什么?”
“晚上我们要做爱。”
他盘子里的肉都吃光了,优雅地擦擦嘴角,看我看得一本正经。
催眠疗法开始前,高约翰长篇累牍地对我解释了它的原理。他指出,我醒来后可能不记得催眠过程中说的话,而他会记录我的全部言语。我点头答允。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会将整个过程录音,以便霍亦琛了解发生的事情。
起初,那些录音我事后会听。内容均是关于我车祸之前的生活,隐藏在我的潜意识里,尽管我“失忆”,但记忆却不曾被真正抹去,会在催眠疗法中被揭示出来。
对于我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陈述的场景,我毫不意外。事实上,当我看到那些事情,我有笃定的感觉,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后来我不再听那些录音了,但我知道它们会被拿到治疗会议上去讨论。
要是我能参加霍亦琛主持的治疗会议就好了,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不然,我也不会对后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催眠的频率,最初是隔天一次,后来慢慢成为三天一次,乃至一周一次。这差不多也是霍亦琛接工作电话或应酬的频率变化。他忙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陪伴我的时间越来越多。虽然我还是没有想起我们从前的爱,但我过得幸福和谐,我在他眼中也看到了快乐。
我们会像每个俗气的游客一样登上帝国大厦楼顶;我拉着他去第五大道购物,但买回的只有领带、围巾和男式手套;我们还去布朗克斯的街道艺术馆看画展;我们乘船前往新泽西。
他的远房堂姐在波士顿待产,我们凭着一张地图驱车去探望。夜晚在汽车旅店将就,他满脸不情愿,最终妥协。
日子那么开心,没有任何劫难的阴影。
我站在花洒下,洗掉一身的疲劳。我往头发中涂抹香波时,对镜打量自己的身体,创伤要么已愈合,要么正在愈合中。联想到出院不过是几个月之前的事,这真可谓奇迹般的恢复。
我满心喜悦地拧开热水。
就在那时,我听到霍亦琛的声音,他在接电话。他本就常常接电话,既然陪我在美国接受治疗,那几乎是他唯一可行的工作方式。我没发觉有什么异常,手指已经触到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