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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何晏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固然能引起诸多年轻士子的共鸣，可光凭经学、玄学和谶纬终究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社会、经历、政治问题。反观蔡吉以一介女流之身，凭齐法成就一方霸业。故而在王祥看来众学子从四面八方赶来龙口求学，不单单是出于备考科举谋求一官半职的需要，更是为了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探寻出一条真正实用的救亡图存之路。
实施证明，有相似想法的远不止王祥一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赶来讲堂听课的学子那是愈来愈多。待到田丰到场，偌大个讲堂俨然已被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没占到位子的学子干脆就站在堂外听讲。面对讲堂内外热切的学子，田丰倒是显得颇为淡然。正如郭奕所说田丰善法、势，他今日开讲的内容便是《管子》中有关法治的“任法篇”。
在任法篇中管仲在开篇就直言，“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即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
对比汉末桓、灵二帝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诸般劣迹，八百多年前管仲的告诫可谓振聋发聩，令在场的众学子一个个屏气凝神侧耳倾听，不敢发出任何异响。一时间座无虚席的讲堂内外竟静得只剩下了田丰的讲课声。
《管子*任法》中的内容可不仅限于劝谏君主“以法治国”、“亲君子，远小人”之类的宽泛之言。其中还涉及到具体要如何操作，或者更为直白点说就是如何“牧民”。众所周知法家强调绝对服从，凡异议者“尽诛”。相比提出“水则载舟，亦能覆舟”的儒家，“以法治国”的法家其实更为独断专行。
所以当田丰讲解到“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这段内容时，底下立马就有学子提出了异议。
“若主令误谬，亦当遵主令而行之乎？”
提问的学子正是坐在王祥身边的司马孚。由于司马孚才刚进讲武堂，故绝大多数学子都不认识他。但他却一语道出了绝大多数学子心中共同的疑问。照《管子*任法》的说法，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是为了防止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可在现实中不说明君难求，便是真遇上明君也需要大臣时常从旁劝谏纠正君主的错误。哪有不允许大臣发表诤言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