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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谨遵陛下圣诲。”王谦拜别了陛下。
朱翊钧一直不认可王崇古对王谦的培养方式,王崇古要让王谦做个混吃等死的纨绔,但精通矛盾说、算学、公私论、阶级论的王谦,是官选官阶级的顶级肉食者,他站的足够高,对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非常清楚,如此混吃等死,属实是浪费人才了。
朱翊钧提醒王谦不要失去理性,也不是空谈,严嵩的儿子严世藩,多聪明的一个人,结果就是在步步高升之中,最终失去了理性,严党的彻底倒塌,和严世藩索贿裕王府有极大的关系。
燕兴楼交易行正在筹备发行两份票证,绥远驰道和绥远矿业,这两份票证,总计二百万份,每份计价五银,三年发完,用于绥远驰道的修建和绥远开矿所需银钱,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战败、天灾、内需不够强劲,分红不会像国债那么稳定获利且必须偿还,毕竟做生意,都是有赚有赔。
但即便如此,那些熟悉风险的投机者和经纪买办们,开始跃跃欲试,寻求赚钱的机会,因为这些新的票证,绝不是像大明宝钞那般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还有实体的道路和矿产的自下而上。
这些新的票证,在他们眼里是安全的,而且不会大幅度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发行、流转、增值,而大明这个主体,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生改变,革故鼎新。
没有人会怀疑新票证的偿付能力,大明的遮奢户们也了解了陛下的底线,帛币的轰然倒塌,是因为向下摊派风险,切割帛币的最小交易单位,引发了陛下的雷霆之怒。
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愿意且能够为一个交易行的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白银。
朱翊钧手里拿着一本奏疏,王国光为代表的一种保守派,对燕兴楼交易行的扩张,十分的担忧,燕兴楼交易行,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交易行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妄想着一日暴富的投机客、有担忧白银堰塞引发的白银贬值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
王国光试图以善恶好坏去区分这些人,在人性本恶的鸿沟里参与博弈的这些人,王国光试图找到一个界限。
朱翊钧拿着手中的奏疏,看着冯保说道:“大司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王谦之所以能在珍珠案里赚的盆满钵满,收割其他人,是因为他确切的知道廷议会讨论此事,而讨论的时间也容易确认,他保持理性,没有在得到结果之后抛售,而是在廷议之前变现获利。”
“大司徒首先担心的就是大明明公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得到只有明公才能得到的消息,进行交易。”
“官和商勾结在一起,贻害无穷,冯大伴,你觉得呢?”
冯保略显无奈的说道:“陛下,臣只是个太监,大明需要调动沉睡的白银,促进商品的交换,燕兴楼交易行的扩张势在必行,陛下,臣以为,但凡勾结者,重罚以收威吓之效,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置若罔闻。”
“如果勾结在一起,势必引发恐慌,朝廷也应该备有官库,来应对这种局面,也必须要有人对此负责,才不至于国失大信。”
多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见得多了,他觉得出现问题不可怕,解决一个矛盾,必然迎来两个矛盾,出现问题,却不去或者不能面对问题,没人因此负责,才是最可怕的国失大信。
保守派的担忧,不是袖手空谈,是大明接下来必然面对的考验。
“你说得对。”朱翊钧批阅了王国光的奏疏,给出了具体的指示,当下大明就有一个很合适的人去做,那就是海瑞,作为大明反贪第一人,将此事交给海瑞最为合适。
这个人性本恶的鸿沟里,去寻找好人和坏人的界限,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朱翊钧对这件事的难度是有预期的。
朱翊钧下章松江巡抚和应天巡抚,下章五大市舶司、三大海外市舶司询问市舶使,关于利得税的意见,在利得税正式推行之前,朝廷也需要确认,各方对利得税的具体想法,首先要统一内部意见,才能正式推行政令。
两方巡抚最快回复了朝廷的闻讯,申时行的意见是完全禁绝白银、黄铜的外流,这是他的实践经验,在他看来五成实在是太少了,作为开海的桥头堡,申时行见多了这样的人,意见颇为激进,而他还建议发行关于海外开拓的票证,为海外开拓筹集足够的资金,同样降低朝廷的风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