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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哪根脑部神经长得差不多，对待对方的方式相当接近。比方说，我们都会很直接说出对对方的真实观感，不论节目，文字还是爱情观或交友方式。
所谓的“真实”当然以批评和质疑居多，在指出对方问题的这一点上，俩人都毫不留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情”在这儿，没用。
这个世界上，大概很少人把你批得片甲不留却不让你感到受伤害。其实要做到也不难，只要你让对方确切地知道，你是如何地把TA放在心上。
我们似乎随时都会聊，似乎什么话题都聊。聊到兴致时可以不顾坐姿不顾吃相，不顾措辞地不用做铺垫地说出心底各种无伤大碍的小龌龊。
跟谁是否亲近，不在于你在TA面前多么完美，而在于你敢把多么不完美的自己在TA面前摊出来，不但摊出来，心情还很放松。
同同是不多的几个让我完全无所谓自己有多不完美的周围人，我们在彼此面前很放松，很真实，真实常常是不美的，但真实常常是令人内心柔软的。
渐渐，我很少会叫他名字，对别人说起他的时候，都是说“我弟”，说得很顺，全无挂碍。同同也一样，我是他姐，发嗲的时候叠字成姐姐，郴州味儿的。
这种感觉一度让我十分依赖，这种良好的姐弟情义在许多年似乎也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考验，如果为了配合我们姐弟都是以写字为生，简直可以用“人生如初见般美丽”来形容它。本来就是嘛，因为不存在彼此占有，因为对对方没有额外期许，所以总觉得有股子如出水芙蓉般的和缓和真切。
哪知，天晓得，猛然有一天，刘同红了。
虽然在此之前我每年对他的祝福中都包含有“红”这一条，但一旦既成事实，我才恍然发现我原来那一堆一堆虚胖的祝福中有多少的“有口无心”。
他开始忙。我们各种见面通话吃喝玩乐的时间受到严重影响，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我带他去我的节目和写我的专栏，搞得我相当失落了好几个月。
随之而来他的迟到和爽约都能随时助长我的肝火，各种说辞都能在三秒钟之内演变成抬杠。
“对不起啊姐姐，我刚在录节目。”
“节目谁没录过啊？”
“我写东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