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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发生了对5亿中国人未来经济生活影响深远的三件大事。
其一是当年1月由燕京市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的燕京市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它标志着中国小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的开启，从此以后，中国市场对德系、美系、日系、韩系、法系汽车来说，将是一个不设防国度，汽车产业对外国资本开放。带来的后果就是三十年后，中国小轿车每年产销量超3000万辆，但满大街跑的小汽车中，国产品牌，十不足一，中国小汽车产业一败涂地，完全沦陷。
第二件事是2月中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并且取得成效，是衡量各级经济部门和企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开创了中国未来四十年以GDP为纲的大时代。这即是国人之幸，也是国人之不幸，自此中国三十年，经济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经济大发展，国人物质水活水平大为改善；但另一方面，污染严重、环境大破坏、资源枯竭，几乎中生态环境方面将国人抹杀，同时贪污腐败盛行、特权横行、贫富差距严重扩大，成为世界范围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以致中国最有名的数据造假部门都不敢公布基尼系数。三十年后，GDP被国人戏称为鸡的屁，跟国人平头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三件事当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以说这个文件的出台，相当于从理论层面和法律层面为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法律支撑，对中国大陆私营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文件可以说中国治大陆四十五年以来，最能体现对人及人选择自由的尊重的一个文件，自此国人从某种程度上有了选择的自由，因此中国的生产力与创造力才能得到解放，才有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繁荣。
这三件事对当时的党领导人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当时历史环境下最为满意的解决方案，即使放到百年后，可能从理论上有着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放回当时的历史环境，从可行性与可操作而言，并不能比当时的政治家们的选择更优。对特殊时期的反思，虽然使人们回归一定理性，从体制根源来反思制度合理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当时的改革者们，旧有体制对其的束缚，一定程度上讲，还是根深蒂固的。
有个哲人说了一句话，其意思大概如下：一个好的体系的破坏可能在一日之间就可完成，但要重建，可能那就是上百年的事。
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再经特殊时期巅峰至极的破坏，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被破坏殆尽，而以社会主义为标志的道德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又被证明是空中楼阁，但这是大多数人的毕生追求与梦想。在此大环境下，当时的的改革者能以莫大的魄力向回归人性迈出巨大的一步，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再伟大的政治家都有其局限性，历史往往是在反复与纠正中前行的。
1984年初，中国大西南重镇江洲市，一个灵魂的穿越与重生，将为中国未来三十年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掀起更大的波澜。
萧太一穿越了，从百年后的中国穿越到了1984年的与他同名同姓的萧太一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