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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淑真，富州（今江西丰城）人陈璧的女儿。陈璧是一个很老实的儒生。陈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元末，一家人避兵于龙兴（今江西南昌）。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军进攻龙兴。陈淑真见邻人仓皇来告变，乃取琴坐在窗下弹起来。曲终流着眼泪说：“我从此再不能弹琴了！”父母听了很惊异，问她是什么意思，陈淑真说：“城被攻克以后，我一定会遭到侮辱，不如趁早死。”次日陈友谅军进城。陈家寓所临近东湖，陈淑真投湖而死。
周如砥，女，19岁，未嫁。至正二十年（1360），乡民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周如砥父是新昌县（在今浙江）衙门中的典史，与女儿一起到县城西面的客僧岭避难。女儿被造反的人俘执。领头的说：“我还没有娶妻，就拿你作妻子吧！”周女说：“我是周典史的女儿，死就死，怎么能答应你？”于是被杀死。
《元史·列女传》记录了100多个妇女的事迹，用几乎相同的笔调讲述她们年青守寡，或在元末乱世中恪守贞操而慨然自杀或被杀的“烈节”。中国中世纪后期严重摧残妇女的两种恶劣习俗，即缠足和丈夫死后不许再嫁，都在元代，尤其是元代江南开始逐渐流行。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旌表褒谥的阴险手段，把残酷的“礼教”内化成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的要求，再利用她们的行为催发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社会压力，渐渐把绝大多数妇女驱入痛苦的深渊。元代“节妇”的故事，只能是一部当时妇女的血泪史。
《元史》有《孝友传》两卷，用来“劝奖”、“事亲笃孝”、“居丧庐墓”、“累世同居”、“散财周急”等等“善俗”。这些“善俗”中间，当然沉淀着可以为现代民族精神的再建设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积极因素，但它们强调吞噬个人和个性的宗族权威和父权，用死的拖住活的。所以这种“善俗”，即使在当时，也往往流于虚伪做作；在今天看来，更未免有些怪诞、悖情甚至不必要的残酷。
张闰，延安延长县（今属陕西）人，隶属于汉军军籍。一家已经历八代而不曾分过家。家庭成员有百余口，互相没有闲言碎语。每天都令未出嫁的闺女和入门的媳妇们各聚一室做女红；完成的，收贮在同一库房里，各小家庭都没有私蓄。幼童啼哭时，凡有乳的妇人谁见到就由谁抱哺。嫁入的媳妇回娘家省亲，留下儿子，也由大家一起哺乳，不问是不是亲生的。儿辈也往往不知道谁为生母。张闰在哥哥张显去世后，把家事全部托付给侄子张聚。张聚推辞说：“叔叔是父辈，应由叔叔主持。”张闰则说：“侄子是一家长支的后裔，应该由你来主持。”互相推让了很久，最终交给张聚。官绅大户听说张闰家的事迹，都自叹不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得到朝廷旌表。
孔全，毫州鹿邑（今属安徽）人。父亲孔成病，孔全割下自己的股肉为父亲进补，使他痊愈。后来父亲死了，孔全居丧尽哀，在墓边搭棚守墓，亲自背土为父亲堆坟，每天背60次。因为风雨不能满数，等天晴后补足。为此三年，堆起广一亩、高三丈多的坟堆。
张子夔，安西（今陕西西安）人。父死，每天夜半以背负土。用手肘、膝盖触地，匍匐到墓葬父亲的地方，筛细土为坟。
李鹏飞，池州（今安徽贵池）人。生母姚氏是父亲的妾室。为正妻不容，把她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人。李鹏飞年幼不知情，19岁时知道了这件事，思念生母，心情哀痛。于是立志学医救人，希望积功德，早日见到母亲。走访了整整三年，才在蕲州罗田县（今属湖北）找到生母。这时朱家正在生流行病，李鹏飞就把她接回到自己家中奉养，很久以后，才重新送回朱家。从此时常渡江去探视。母亲死后，他总是在祭扫时节带子孙去祭墓，终生如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今属河北）人，天性笃孝。从小失去父亲，乃全力奉养母亲。母亲生病，医治不痊。哈都赤取下自己佩带的小刀，磨得十分锋利，拜天哭泣，说：“慈母生我不容易，今天我要捐身报答她。”于是割开左胁，取肉一片，作成汤羹让母亲吃。母亲说：“这是什么肉，会这样甘美？”几天后，她的病就好了。
赵一德，龙兴新建（今属江西）人。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伐宋，被俘至大都，为郑留守的家奴，历事郑家三世。至大元年（1308），他对主人郑阿儿思兰及其母亲说：“一德自从离开父母，幸得保全生命依附门下，已经30多年。故乡万里，还没有回去省视过。虽然思念父母刻骨铭心，从来不敢说。如今父母都老了，如果有什么不幸，我就永远要作天地间不孝的罪人了。”说着伏地而泣，站立不起来。阿儿思兰母子都被他感动，准许他回家，为期一年当归。
赵一德回到家里，父、兄已经死了，只有母亲还在，已经80多岁。他择地把父兄的棺木下葬，想稍多留几日奉侍母亲，又怕得罪使主，于是如期回到大都。阿思兰母子感叹说：“他是一个低贱的仆隶，还能这样守信，我们能不成全他的孝心吗！”立即毁掉文契，释放他为良人。赵一德正准备回家，阿思兰以冤罪被处死，家里遭抄籍。奴仆们纷纷逃散。赵一德奋然挺身说：“主家有祸难，我怎么能像陌生人一样！”他留在大都不走，与张锦童一起到中书省诉冤。事得昭雪，抄没的财产都发还了，阿思兰母亲对赵一德说：“我们被抄家时，亲戚不相顾，只有你冒险为我们讨回冤枉。疾风知劲草，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家产业于丧尽后得复还，都是你出的力。我应当怎样报答你？”于是分肥田美宅给他。赵一德说：“我虽然是一个低下的人，但绝不是为图利才这样做的。因为伤心使主无罪被诛，所以留下来报答他。如今老母80多岁，可以回去侍养她，使主对我的恩赐已够厚了，还要田地房屋做什么？”不受而去。皇庆元年（1312），朝廷旌表他的家门。
第十章
一般读书人的故事。
至正八年（1348），从全国17处乡试中选拔的200多名“乡贡进士”，集中在大都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届会试的左榜第一名（元朝科举考试分左、右两榜发表，右榜为蒙古、色目人，左榜为汉、南人）王宗哲，乡试时即为所在考场第一名，以后殿试又是左榜第一名，所以被人称为“三元”。王宗哲自己没有想到，他这个元朝十六科中惟一的“三元”，却是因为考试官冤屈了另一个叫王伯恂的考生才做成的。原来判阅会试的试卷时，考官中有一个人对王伯恂的答卷特别满意，说：“此人是天下奇才，应该列为第一名。”但王伯恂是一个“南人”，考官中另有人主张，不宜让南人居第一位，想把他置于第二，而且预先为他留出了第二名的位子。但主张“宜置第一”的那个考官不肯让步，说：“我们评判考卷，只能以才能文学决定高下，怎么可以分南北籍贯呢？要把他置于第二，我宁可不取录他。”互相争论了好几天，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发榜的日期迫近，主考官只好另选别人来补足第二位的空缺，王伯恂竟然因此而落选。发榜以后，考官们自己也觉得不公正，互相谴责；被取录的士人都感到愧对王伯恂；落榜的人们也纷纷为他慨叹不平。
鲁钝生，其名不详，江南某地人。六岁喜爱读书，每日记诵万余言；10岁会写古诗歌；成年后专攻《春秋》经学。他的外貌奇古，被人以为是畏兀儿人。他笑着说：“假若我出身西域种类，只需花一天的时间写卷子，就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右榜第一人。”只可惜他生在江南。因此以孤独高洁的行为落魄于湖海之间，随心所欲，自暴自弃。浙江的廉访机构曾经辟用他为书史。鲁钝生深不以为然，手抱文书对大官说：“这不是我的本行，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乃辞职而去。这时候东维子杨维桢正在浙西等地教书，鲁钝生与他同游天目山。他酒后必歌诗、写字、画画，直至尽兴。鲁钝生性刚直，容不得别人的过失，经常当面责斥之；人有一善，必也称道不止。晚年著书，自号“金马子”。有《太平万言书》。某年忽然从葛峰往访杨维桢，说：“我要像太史公一样去周游名山大川，如果遇到伟人问我是谁，我懒得自我介绍。请你为我写一篇传记。”杨维桢于是为他写了那篇颇为有名的《鲁钝生传》。红巾起义与元朝的灭亡“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陶宗仪：《辍耕录》
石人一出天下反元顺帝在位的三十六年（1333～1368），元朝政治进入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这时候，蒙古和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和文化，越来越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漠北军事贵族对中央政府和漠南政治的干扰程度大为削弱；朝廷中虽然出现很多派别，但他们表达不同的政见、维护各自小集团的权益时，所用的差不多却全都是儒家的观念和语言。但是，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和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在位的时期，就都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元朝中、下级官僚的腐败在顺帝朝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地方官公开勒索的花样百出。下属初次参拜要奉“拜见钱”，每逢时令佳节要讨“追节钱”，生辰有“生日钱”，公务过手要“公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拘追人犯要“赍发钱”，审理诉讼要“公事钱”，没有事情白要叫“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译音，译言礼物），勒索的钱多叫“得手”，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榨叫“好地分”。连监督吏治的廉访司官员也污浊不堪，民间把他们看作“与贼不争多”（与贼没有多少差别）。进入汉地的世袭蒙古军官只会饮酒食肉，双手不知道怎样操执槊戟，临战时一见敌手就先自溃乱；色目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衰退。所以小股的反政府武装，常常可以横行郡县，如入无人之境。在一个种族关系非常敏感、而统治者的吏治和军事机器又十分衰败的时期，元朝统治产生并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极大地增长了。
元顺帝顺帝即位后的前八年，基本上是权臣伯颜擅政的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用政变式的手段废黜伯颜，起用脱脱实行“更化”。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身体不适、“年月不利”请辞十七次，获准；又于至正九年复相。1340年代，元朝的政局稍见平稳，但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一是金融危机。至正前期，钞币的含银价值跌落到元初的二十分之一。国库空虚，靠印钞填补缺额，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市场上伪钞流行，法律对印造伪钞惩处虽重，仍有非常多的人为获暴利而甘冒风险。二是黄河水患。黄河中上游的雨季洪峰把大量泥沙夹带入河，中下游的河床遂因日积月累的泥沙淀积而逐渐抬高。为迫使河水伏槽，历代都被迫沿河筑堤。到了元代，河患区北岸河堤已高出地平面三四尺，南岸更高出八九尺。至正四年（1344）夏天，黄河相继在白茅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北决，从白茅堤以东到今微山湖以西，北至东平路的汶上（今属山东），大片地区遭受水患。至正八年正月河再决，冲入运河，不但危及从南方通向大都的物质供应生命线，而且可能冲没分布在济南、河间两路的几十个盐场，威胁到元政府赋税来源中最重头的盐税收入。水患所至，疫情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满路，生者“为鬼非鬼，为人非人”。脱脱复相以后，决意铤而走险，明知“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仍“必欲去其疾”。
至正十一年（1351），脱脱力排众议，同时实施变钞和开河两大行动。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即在原来设计的中统交钞钞面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和铜币“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币一起流通，以发行的新钞来对折贬抑民间行用的至元宝钞价值，从而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新钞发行不久，便如纵火止燎，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很多地方干脆恢复以物易物的古老办法。变钞完全失败，民怨沸腾，严重损害了元政府的合法性。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由贾鲁主持，动员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采取新开“引渠”和疏浚故道结合的方法，修整自白茅决口以南不远的黄陵岗起、东南至虞城（在今河南虞城北）县境的哈只口一段水道，又开减水河以分其水势，再堵塞白茅堤决口，将呈扇状北摆的河道勒回它的南线干流，东行至清江（在今江苏），夺淮入海。由于这次工程，黄河中下游水患区在此后数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贾鲁治河本身，应当说是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