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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老家湘西来说，历来没有什么大事。一年忙活到头儿，就是春种秋收，交付公粮，也就完了事。
早早放学归来，爹总要我替他张罗着晒谷场，手举着褪光了毛的皮鞭，抽打着家里那头瘦老的毛驴，“嘚儿驾”，我总把毛驴当做马来骑。
毛驴拖着滚圆的压谷石在铺排好的谷场上碾来碾去，一年的收成都在这里。我倒是挺留恋以前没有分田的光景，一觉睡到天大亮，队长吹着哨子，挨家挨户叫着出工，我们一众小孩子跟在后面，屁颠屁颠地闹腾着。小孩子也有公分的，七八岁的小孩顶半个公分，半大小子顶一个成人。没曾想如今天蒙蒙亮，娘就要烧好饭菜，打水洗脸。
“你个臭婆娘，磨磨唧唧的，耽误了老子下地做活。”爹总是会这么骂骂咧咧地咒骂娘。
娘也唯唯诺诺地应和着，从来不还嘴，自从大哥参军后，家里的苦力就只剩了爹一人，我只能日落黄昏时，搭把手，把谷场照料一下，其余的我都出不了力。
“这孩子念了这多年书，够用了，现在十七八的年纪，生龙活虎的，一顿饭吃两个人的口粮，还不嫌饱，也该下田做活了。”爹眯着眼，呷了一口白酒，喷着酒气说，“他小子的个子倒是上去了，老子的腰带都勒到肚脐眼儿了。”
“唉”，爹一声声的叹气，他瓮声瓮气的腔调，在破旧的土坯房里漾来漾去，斜上角露着一线天光，月色透了进来，比屋内的煤油灯还要明亮许多。
“娃子总是要读书的，如果地里活忙不完，我再起早一些就是了。”娘只有为了我的学业才会和爹较劲。
“你就是为了你那个死到台湾去的男人写信，才让娃子念这么多书！”爹摔着板凳，骂骂咧咧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