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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笔
少宜积勤老而不悔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是为以后从事某项事业奠定基础、蕴蓄才能的黄金时代。www.Pinwenba.com它往往决定人的整个生活道路。但这个时期又最容易受到忽视，一般人还不能从更高的认识出发，对自己有一个终身的设计，使自己有规律、有目的地学习和生活，以至到老仍碌碌无成。这是很值得人们作一番深思的。
《法藏碎金》一书中曾揭示过这种现象：“世间人中年二颠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当勤，以图身计，而反自放逸，老而无成。故古人有诗云：‘少年轻岁月，不能早谋身。晚岁成无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当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劳役，老而弥苦。故古人有诗云：：“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惟此二事，知之不难，而知者尚少，何况深妙之事乎？”〔见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卷第三十五）这段话的个别含意虽不无糟粕，但总的看，还是有其深刻的哲理。它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要勤奋，早谋终身大计，以避免“老大徒伤悲”。在这方面，古人的许多经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篇》可见孔子能较早有目的地去学习了。他还认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肯定了年轻时奋发大有可为，而到了四、五十岁无所成就，便没有多大作为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家训》中告诫子孙说：“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至老必抱遗恨。吾虽不才，然亦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书；过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孙以吾为戒可也。”（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五）象陆游这样伟大诗人，一生勤奋写作，给后人留下九千三百多首诗，但还抱憾自己终身没有把才能发挥尽，而告诫后人趁未衰之年发奋有所为。实际上，就人的才能而言，一般人都有许多潜力埋藏着，青少年时期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发掘。如果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空白，单靠中成年以后去做，从时间和效果上来看，都是才能以至生命的最大浪费。
“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青少年应珍惜大好时光，及早为自己设计一条成才之路。在这条路上，欧阳修说的“积勤宜少时”可作为我们的最低起点。
“难得糊涂”辨
(一）
“难得糊涂”不是共产党人的处世哲学，也为具有上进心的人所不齿。
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人，看到生活中存在着阴暗面，又感到无力改变，就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抱怨多于作为，自以为看破红尘，清高自己，甚至有“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想法，把“难得糊涂”作为处事信条，悲天怜人，无所作为，在得过且过中打发日子。如此思行，于己于人于事都是无益的。
产生这种消极观念的原因除客观上存在着丑恶的不足外，也与人的主观修养有关。一是期望过高。“俟河之清”固然是每个人的良好愿望，但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发展，尤其当历史处于转变时期，大浪淘沙，浊泥也必然同大浪一起泛起，一个人要随改革大潮前进，不要随泥沙俱下。其次，缺乏远大的目光，看不清历史发展的主流，只看到潮流中的旋涡，从而缺乏信心。另则，缺乏斗志，不善于处理正反两方面对立的矛盾。他们把握不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应吸取什么，应抵制什么，思想的消化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某些愿望一得不到实现，就悲观，就跑到“难得糊涂”的盾牌后面躲起来，以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实际成了消极事物的俘虏。
“难得糊涂”的人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思维混乱。正象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一段惊人评述那样：“一个人陷人哲学的混乱，就象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一样。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里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难得糊涂的人就是找不到房门的人，当他们一旦找到房门走出屋子，就会看到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
鲁迅先生说：“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世界，万不可常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我们还是多从自身做起，多承担些社会责任，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和大家一起推动社会前进。
(二）
有些人挂上“难得糊涂”的招牌，却领略不到板桥先生的胸怀和境界，因而也曲解了“难得糊涂”的真意。
板桥老人富有正义感，同情心，他的“难得糊涂”中正包含着一种正直感和爱民心，那就是对官场上的黑暗鄙睨之，而对关系到民生利益的事，却毫不含糊。乾隆十一年，黄河泛滥，饥民号天，他为民作主，开仓济赈，以至被罢了官。他晚年“关心民瘼尤堪慰”，他曾说“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扰民，是天地万物之事”。对忧国忧民的大事，他何曾有过糊涂！要说糊涂，他是对一家一身之事不计较。正如他自己而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
(三）
其实，纵观历史上，又有哪个有建树的人甘心糊涂呢？
宋朝宰相吕端，是被唐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人。小事糊涂，是指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但又不失大节。他曾说：“吾直道而行，无所畏惧，风波之言不足虑”。对那些流言蜚语，还是糊涂点好。清朝雍正年间进士尹望山，曾问手下人：“诸公平日最怕何物？”属下有云怕蛇蝎的，有云怕虎狼的，而尹望山却说：“这些我都不怕，只怕糊涂人。”看来，当政者绝不喜欢他手下人糊涂。
由此可知，糊涂——消极避世，是最不可取的。有这种思想的人应仔细玩味一下屈原和渔父的一段对语。屈原被疏，披发行吟于泽畔。渔父问他何以致此。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警示他说：“夫圣人不滞于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扬其波汨其泥，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歠其醨（吃普通的食物饮薄酒）。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为”。渔父又作歌唱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真正有头脑、有作为的人是不会放任自我的，他要做“扬其波汨其泥”的工作，这才于己于人于世都有益。
正义——可贵的人格
写下“正义”二字，不由得想起梁淑冥先生的两件事。
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后，第一个到湖边凭吊的是他。
另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正是林彪、江青施虐盛时，有关部门组织政协十余名委员讨论”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实际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表态时，大家一致说“宪草”好，而梁淑冥又犯了敢言直言的“老病”，发言提出：第一，宪法的产生是为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而在“宪草”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此作法不甚妥当；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而“宪草”中偏偏无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当时语惊四座，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梁先生才在这件事上幸免于难。
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人的所为。“人格中最有力量的东西便是正义感。”正义，是完善人格必备的素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品德。“君子之任也，行其义也”。（子路语）义，就是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靠什么来保证这道德义务得以实施呢？靠的是正义的人格。如果没有这个“义”含在其中，就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也就无从履行道德义务。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其核心要求也是表现正义。只有这样，“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才能形成一种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情操，才能为民族、为事业、为真理而奋斗坚贞不渝，义无反顾。做不到这样，就导致人格的沦丧，就会成为媚世的懦夫。这种人的出现，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公正。
正义者，其行为光明磊落，昭然于世。
正义者，不媚权贵，不屈从于势力，保持完全独立的人格不受到玷污。明朝名臣文征明是这样的人。据《玉堂丛书》记；“衡山（文征明）待诏素不下河拜客，严介溪（严嵩）语顾东桥曰：不拜他人犹可，余过苏，也不答拜？东桥答曰：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为文衡山乎！”好一个有独立个性的文征明，任你有多大权势，也不折节屈从。“悦大人则渺视之，勿视其巍巍然！”
正义者，当别人受挤压、处于落魄时，不昧于偏识，不谙于是非，不随世事凉炎待人，敢于挺身而出，言别人所不敢言。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是这样的人。当南宋革新派的领导者朱熹在和韩宅胄的对立中遭到压抑迫害，许多人都和他脱离了关系，死后连追悼会都不许开。陆游却挺身而出，写下《祭朱元晦侍讲文》。虽短短二十五字，却表达他的真情：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他勇敢地肯定朱熹人虽死了，但却把精神留给了后世。
正义者，不会用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利。“不义且富贵，於我如浮云。”至始至终，会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质，钟况是这样的人。他连续十三年任苏州知府，而靖安老家未见增一分地添一片瓦。他曾作诗诫儿女：“膏腴竟作儿孙累，珠宝还为妻女瑕。”他如果不保持自身清正廉洁，就无法打击强豪，惩治贪官污吏，无法为人民伸张正义。他死后，整个苏州城罢市，府属七县成千上万百姓哭奠他。正是因为他能为百姓主持正义而赢得了民心。
正义者，敢于讲真话，同邪恶势力斗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马寅初是这样的人。解放前夕，他在一次公开讲演时，指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在中央大学讲演，又一次斥责“神圣不可侵犯的委员长”，以至被捕人狱。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新人口论”而被诬蔑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横遭迫害。但他未因此而改变自已的观点，坚持真理，在所不辞。
正义者，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亲，不违心，只唯真理。田家英是这样的人。他在整理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时，为了保护可能遭伤害的同志，毅然删去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涉及彭德怀的内容，使自己背上了“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正义者，他的心永远和人民联在一起，敢于替人民说话。彭德怀是这样的人。他的《万言书》和催人泪下的《故乡行》：“谷撤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流露的是一片为民分忧的挚情。
“廪然相对敢相欺，直干临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只有蛰龙知”。苏轼这首诗是以桧树来比喻和赞扬人的正直。一个人要想立身于世，必须有正义的宝贵品质。富有正义感，才能表现出崇高的理想意向，才能求真、向善、爱美。
“主持正义者，必有大放异彩之日。”
墓志铭的启示
墓志铭，是古人记述生平传略，留名后世的一种诔文。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对这种身后名的态度也不同。唐代有位叫吕温的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有盛名，官位很高，他家有一条规距就是“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原因就是“欲传庆善於后嗣，儆文字之荒坠。”宋代大诗人陆游，对墓志铭的态度是“自记平生大略”授与子孙，“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不愿以不实之辞诳后世人。这都是“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的行为，自身磊落，不浮名于身后。
墓志铭多请人作。也有不愿为人作“溢美”之辞的和不得已为人作铭的。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讲到有位叫胡汲仲老先生的事。当时有位罗司徒奉钞百锭，请胡仲汲为其父作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当时他家正缺粮，儿子和朋友都劝他接受，但他坚决却之，表现出他“刚介有节”的品格。而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是一个有时不得已委心为人作铭的人。韩愈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地位，他的散文、诗、赋都有很大成就。他一生中，也应人之邀写过许多墓志铭，有时是违心地吹捧死人，以致有“谀墓”之讥。据说有个叫刘叉的人，曾公然拿走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数斤而去，还说：“这是阿谀墓中死人得来的钱，不如给我姓刘的祝寿吧！”韩愈本人对这类事也感到厌恶。他曾说过“大好则大惭，小好则小惭”的话，就是每受到赞扬时他反而感到惭愧。
尽管韩愈为很多人作铭，但真正象柳宗元那样为后人称道的有几个呢？有的人不用说经不起历史的淘汰，恐怕连一时的声名也难维持。而真正有实绩的人，何需靠别人的吹捧呢？宋朝以诗并称的“苏黄”之间有这样的轶事：有一次，苏轼在孙莘老处，看到黄庭坚写的诗，苏轼“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当孙莘老告诉他黄庭坚其人后，要东坡为之扬名。东坡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可见，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努力充实自己，尽管有时不被人理解，但终有大放异彩之日。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自己用诗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们每个人都应树一座人生的纪念碑，建造者应是自己，而不是靠别人。
陆游《家训》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