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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朝叶盛的《水东日记》，内载陆游《家训》一篇，颇受益。择其要意，与识者共赏。
陆游是宋代著名诗人，他一生写下了近万首诗，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诗句。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有高风亮节的人。从《家训》中略知一二。
陆游在《家训》中说：“墓有铭，非古也。吾已自记平生大略以授汝等，慰子孙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
“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何等磊落的胸怀。古时稍有地位名望的人，平生本没有多大建树，但晚年却用重金请人写下碑铭诔文之类，以求留名后世。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就没少干这难为情的事，以致被人讥为“墓谀”。而陆游一反古人这种世俗鄙念，不以不实的美名欺骗后世。为防止“溢美”，他还亲自撰写了平生大略，留给后人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也昭然于后世一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至老必抱遗恨。吾虽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书，过四十又精力日衰，忽变衰老，子孙以吾为戒可也。”
这是一段劝人及早奋发的话。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潜在的才能有待开发。开发才能，最好在青年时打下坚实的基础，趁着精力旺盛，多积累知识，充实自己，一且错过这个黄金阶段，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生活中有好多人都不能“克尽其实”，重要的原因是在青春时期把宝贵的时光荒废了，直到后半生才有所醒悟。虽可“补乏桑榆”，但也毕竟是“时过境迁”了。象陆游这样勤奋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感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当把握住青春大好时机，以避免“老大徒伤”。
“子孙才分有限，无之如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这是陆游以切身的体验认识到读书对人进步的作用。陆游出身诗书世家。其父陆宰是个十分喜爱读书藏书的人，“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皇帝曾有诏到他家求遗书一万三千卷。陆宰到老后，“嗜书之心，固未衰也。”这无疑对陆游有很大影响。陆游可以说一生都在书的陪伴下生活。“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题老学庵壁》）“读书四更灯欲尽，胸中太华盘千仞”，（《读书》）“近村远村鸡续鸣，大星已高天未明。床头瓦檠灯煜烩，老夫冻坐书纵横”。（《五更读书示子》）这都是他读书生活的写照。特别到暮年，嗜书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他曾作《书巢记》，生动地刻划自己的生活：“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回顾，无非书肆。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只有全身心投人书中，才解除他的忧愁，丰富他的知识，使他人生境界更臻于完善，成为一名受后人景仰的著名爱国主义诗人。
陆游这篇《家训》，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我们民族奋发向上精神的写照，当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藏之于我们的精神世界。
向曹家父子学点进取精神
对曹操父子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人们褒贬不一。不过，有一点是人们共同称道的，那就是曹家父子都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泽，建永世之业、流石之功”（曹植语）的抱负的。他们的进取精神至今仍给我们启示和教育。
读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乃见其年轻时就有才志：“好作政教，以建立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者常侍。”他不甘心埋没自己，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为官清正，积极推行一些改革。壮年更有为国献身之心，“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甘心。到老年，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
曹丕也很有雄心大志。他认为人生一世应给后人留点什么。他曾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与王朗书》）他立德扬名，并非为图虚名，而是不甘心虚耗自己的生命。他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以攀援。《与吴质书》他最痛恨那些胸无大志，敷衍于世的人。他指责那些遇到困难就退缩，条件舒适只图安逸，一天到晚蝇营狗苟，枉负人生良机，最后只能随“万物迁化”的人。“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论·论文》〉因此，他很珍惜时间，“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典论·论文》〉他到了晚年，雄心还是未减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与吴质书》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恢复年轻时的志向。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建立了功业，还写下了不朽的文学批评专论《典论·论文》。
曹植虽经“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的生活，却从未忘报国立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他在文帝、明帝时，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宁愿“积危蹈险，驰舟奋骊”，战死在沙场，也不愿做“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的人。
曹家父子的进取精神是可嘉可敬的，我们应继承这种进取精神，为昂扬奋发的人生注人一点动力。
“出世”的精神
一个做大事的人，要具备宗教那种“出世”的精神。
“出世”的精神，其一，是不被世俗所沉溺。
“潇洒不粘泥，便于天无二”。（清·王船山《示侄孙生蕃》洒脱不染俗气，便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世俗的东西，是溺人的陷阱。“习气薰人，不醪而醉。”一个人掉进去，不是小市民，就是既得利益者，与英雄相去甚远。一个人沉溺在卿卿我我中，或鸡毛小利中，还能干什么大事业吗？
其二，象唐玄突取经那样，要有献身的精神。
献身的精神，就是认准目标，无论前面布满荆棘，还是万丈深渊，都一往无前。只要对人民、对社会有利，就不计较代价。什么名利、地位，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留下的必定是精神的永恒。这样的人，是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是炼狱里的一把火，是化作青泥护花的落红。
其三，做事要有虔诚的态度。
虔诚的态度，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事。不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就放弃信念。虔诚的态度，就是有始有终，不傍驰别骛，不瞻前顾后，不事事兼顾。如果方方面面都想兼顾，正象鲁迅所说：面面俱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其四，要有坚韧不拔的恒劲。
人做事，往往功亏于一篑者多。见难知退，是很多人的通病。殊不知，最后的胜利，就在那坚持，再坚持。诗歌大师里尔克曾说：“有何胜利而言，挺住就是一切。”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一生都可能一事无成。
一个人有“出世”的精神，就会有独立挺拔的性格。这样的人，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生活中不会有唯利是图的短见，眼看的是人类前途的光环，心想的是人间正义的大道，实践的是生命的真正价值。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是战士，是拓荒牛，是埋葬世俗、琐猥、腐朽的掘墓人。
“恵而不知为政”论
春秋时，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经常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老百姓过河，被孟子嗤之以鼻，说他的做法是“惠而不知为政”。孟子的高论是，如果能修成一座走人行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过河的问题而苦恼了。
在这里，我们无法讨论事情发生的更复杂的背景，究竟是子产做得不对，还是孟子指责的不对。子产做为一代名相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子产在郑国施政第一年，很多人抵触，民间流传一首歌谣：“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第三年，歌谣变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亡。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老百姓从恨子产，到担心失去子产这样的人。又如他的不毁乡校，让百姓集于此，“以论执政”，子产从中择“其善吾则行之，其所恶吾则改之。”这些政绩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整天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而放大政不管，孟子也不会见其一偏而否其全面。孟子只是不屑于这些小手段，告诫为政的人要做些大事。
那么，“惠”与“为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很显然，“惠而不知为政”这一结论是对的。作为一个执政者，你只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似乎对百姓很关心，但对关系百姓根本利益的大政之事却说不出一二，这样为官，在哪一个时代都不会受欢迎。因为他只是一个会做表面文章的庸官。这样的官，官位越高，危害越大。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是要胸有大略，拿出大政方针和主张，至于如何去实施，那是你如何调动下属积极性的事，不一定要你躬身去做。现在我们一些部门的工作，具体的方面做得都很细，但总体方面总是没有突破，这就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战略的结果。我们的一些干部只会帮老百姓“过渡”，却不懂得“修桥”，这如何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呢？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个能力问题，一个领导者缺乏远见卓识，只会在小圈子里打主意，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现。卓识来自哪里，来自对政策的理解，来自对工作对象的熟知，来自对信息的掌握，来自对下属智慧的集成。一个领导者不愿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换洗头脑，那他永远处于劣势，不仅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反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包袱，其可悲欤！
话又说回来，惠而与民的事不是不可做，尤其是在没有能力“修桥”前，能做些帮百姓“渡河”的好事，也总比无所事事强。但切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能为大政，又能施小惠，老百姓能不举双手欢迎吗？
安民则惠
一个爱民的好官，就要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甚至身心性命。
想起了几则历史故事：
唐代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朴在明媚春天里，携带众多的宾客游玩，当船行至益昌县境内时，崔朴派人传县令遣民拉纤。何易于得知传令，立即把“朝板”插在腰间为崔朴拉船。当崔朴发现拉纤的竟是县令时，惊讶地问，县令为何如此？何易于拱手答到：“正值春时，百姓不是忙着种田，便是忙着养蚕，我正好无甚大事，可以充当这一差役”。崔朴和乘客听后，面带愧色跳出船舱乘马返回。
乾隆时，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视，黄廷桂任两江总督，规严威重，对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说了就要置办好，下级官吏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当时丹徒知县熊某，会同黄廷桂开辟街道。熊知县不忍毁坏百姓的坟墓，御道绕了一里多路。黄廷桂知道后很生气，说皇帝车驾所经过的路不走直道，是对皇帝大不敬，如不马上改直道就要杀头。熊知县对他说：“难道皇上驾前有人拿着指南针，从北京到丹徒一个弯也不转吗？况且，皇上不是秦始皇，如果听说为了御道有掘坟墓晒尸骨的事必然要动怒，那时担当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幸而皇上不知道，你难道就没有恻隐之心吗？”在场的道员、知府都吓得不得了，拉熊知县的衣服叫他快向黄廷桂认错，熊知县大声说：“参我的官罢了，还能杀我吗？”黄廷桂拿他没办法，御道也终于没有改。
何易于、熊知县都是关心维护百姓利益的好官。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放下官架子，替百姓出力流汗。也可以置生死不顾，挺身抗命。他们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明代，也有这样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就是方克勤。
《明史》载有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时的事：
“……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倍数，一郡饶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