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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勤是一个爱民不唯上的好官。爱民，就应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凡事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如果只唯上，为迎和讨好上司，你有令，我就去照办，讨你满意欢心，弄好了就会加官进爵，管你百姓如何？在封建社会，冒犯上司就会有丢官的危险，在乌纱帽和百姓之间，你选择什么？你是为官位干还是为民生着想，在这个试金石面前截然而见人之品行。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缺乏“民为本”的宗旨观念，每遇到如此矛盾，唯上，不唯实。工作只要领导满意就行，不管于百姓利益有无损害。反正你领导有话，产生负效应责任不在我，这是一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干部。这样的官，百姓是不会为之唱‘我民父母’歌的。
方克勤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图虚名。《明史》中记：“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要立威，立威要殃民，吾不忍也’”。拿百姓的利益做晋身盗名的“垫脚石”，他是绝不去做的。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以达治本。这和一些以造假、殃民的手段来邀名求官者相比，一个是磊若日月，一个是渺若泥沙。
大禹在和皋陶讨论治国方略时说：“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史记·夏本纪第二》〉为官一方，就要使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使国家、百姓都能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为官者，就是把功业建在百姓心上了。
古史官的追求
《新唐书·魏征传附魏谟传》记：唐文宗要看史官为皇帝写的起居注，魏谟进言说：“古代设置左、右史，记录朝政得失，作为后代的鉴戒。陛下的言行美好，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记录；言行不美好，天下的人们也会记得的。“唐文宗说不是这样的，我已经看过了。”魏谟道：“以前陛下看起居注，是史官不尽职。陛下一看，以后作记录时，必然会有所忌讳并歪曲事实。记录善与恶不符合实际，就不应该作史官，况且后人怎么能够相信呢？”于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
“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这是古代对史官的一向要求。既然作了史官，就得秉笔直书，皇帝做了好事，你就如实记下，不要有溢美之辞；皇帝做了错事，也要如实记下，不可夹杂个人的贬辞。为的是让后人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对皇帝有监督作用。“古者人君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周书·柳虬传》而且监督的作用还非常大。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就得对自己严要求，处理朝政不得马虎，否则，史官就会在历史上给你参上一笔。比如，你皇帝不理朝政，整日宴游，打猎，史官如实记下，某月某日，皇帝去狩猎，这样的次数多了，后人就依此评价出皇帝是怎样的当政者。史官的这个权力，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剥夺。古时有“董狐之笔”之说，说的就是史、官为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献身的一种执着追求精神。
北魏时有这样一位史官叫高允，他奉命与崔浩一起修纂《国语》，他们“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魏太武帝十分恼火，以“暴扬国恶”为罪名，要将他们处以极刑。
太子想为自己的老师高允开脱，便同他一起晋见太武帝。事前，他叮嘱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责推给了崔浩。在这生死关头，高允没有按太子的话说，而据实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太武帝大怒：“此甚于浩，安有出路”。
太子忙解释：“高允见皇上天威严肃，故一时惊慌说错，平时我问他时，他都说这是崔浩所作。”但高允不肯做违心之事，他说：“太子可怜我，为我乞命，平时我没讲过此事。刚才我讲的是真话，不敢虚妄。”
太武帝也被感动了，赦免了高允，但令他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灭五族。而高允直言极谏，拒绝拟诏。太武帝又大怒，经太子再三拜请，高允才得以获免。
对皇帝是这样，对朝廷发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史官们更是不客气。唐代吴兢当初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记录了张昌宗劝诱张说作伪证，诬告魏元忠谋反一事。文中记述：“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后来张说任宰相，读后不快，知道是吴兢所写，于是假装不知，对吴兢说：“刘知几写齐国公魏元忠事，一点都不留情面，怎么办？”吴兢说：“刘知几已去逝，不可诬陷他。其实是我写的，草稿至今还在。”张说多次请求改写，吴兢拒绝说：“顺从你的私情，怎么叫作实录呢？”终于没有改。见《新唐书·吴兢传》
有时，当权者会施各种淫威，以迫史官屈服。晋朝孙盛所作《晋阳秋》，用辞直率，道理严正，人们都称之为良史。后来大司马恒温看了《晋阳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战确实是失败了，但也不像令尊所说的那样。如果这部书流传开来，关系到你一门的身家性命。”孙盛的儿子连忙拜伏谢罪，说要请父亲删改。于是儿孙们都向孙盛痛哭流涕，跪下磕头，要他为一族百人的命运着想。孙盛大怒，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的儿孙们还是自己动手悄悄删改了。以至流传下来两个版本的《晋阳秋》。
“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彰，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方以智《通鉴·考古通说》）能在史书上书上一笔，也是史官们引以为豪的事，正是他们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彰善瘅恶”，才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也留下了一种不媚世、不媚权贵的正义精神。
“六言六蔽”说
孔子教诲其弟子，曾提出“六言六蔽”说，即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读之思之，于人生修养大有裨益。
其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这大抵是指一种忠厚之人，百姓所谓“狡猾不足，忠厚有余”者。这里的“狡猾不足”是说过于死板以至于呆。这样的人，如果不善学习，不能拓宽知识面，心中不充沛，反而总是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不能举一反三，也不能触类旁通，处事显得拙，容易上别人的当。这种人虽不失为本分之人，但终不成大器。
其二，“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爱自己的聪明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放荡不羁。这是百姓所说“浮灵”之人。不学习，没有扎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仅凭一点小聪明，遇事似懂，其实什么也不懂，总是浮在表面上，象浮蓬一样无根底。这样的人，一生终将一事无成。
其三，“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虽然有诚实、讲信用的本质，但不爱好学习，容易被人利用。这是说，不学习，缺乏识辩能力，往往稀里糊涂地上了当，小则害己，大则害人。小则害己，是说个人利益受损不要紧，大则害人，莽撞地助人干了坏事。
其四，“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是说，爱好直率而不好学习，其弊病是说话尖刻伤人。性格直率固然是好事，坦诚相见，很容易交到挚友。但缺乏知识修养，口无遮拦，就犯了祸从口出的病，很容易得罪人。“三缄密，虑言之或失”，更何况信口开河了。而且心直口快的人，都无意中伤人。没有知识修养把住嘴的关口，直率的性格反倒是弱点。
其五，“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这是说，性格勇敢而不善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这是针对鲁莽人说的。上一段是针对语言方面，这一段是针对行动方面。勇敢的品性如果没有知识修养控制，很容易感情用事，做事不计后果，只逞一时之能，最终落个孔武之人。
其六，“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是说，爱好刚强而不好学习，其弊端是狂妄不羁。争强好胜这本不是什么缺点，人总是要求进步的。但人就怕自恃强威，锋芒毕露。这样的人，往往目空一切，唯我为是，到头来，把自己架空。而知识修养，正是培养谦虚的品质，以克制狂妄自大。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六言六弊”，其主旨就是劝诫人们多通过学习提高修养，克服天生的弱性，使人生达到更完善的境界。
阴去其弊说
“阴去其弊”，就是采取措施，让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觉中去除，使事业得以成功。《治国方略》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天下之弊，贵乎阴有以去之，则事无有不济者矣。”“阴有以去之”，实际就是疏导的策略。
五代时，楚人不愿意从事养蚕事业，强行让他们从事养蚕，也未必心甘情愿。楚王马殷的谋臣高郁建议，让百姓在缴纳税租时以帛代钱，解决了百姓尽心养蚕的事。唐德宗时，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宰相陆贽建议，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就是“阴去其弊”的做法。
永嘉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是针对“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虽拂乎人情，勿怕也”这种说法而提出“阴去其弊”的方法的。他认为：“事虽当于理，而情则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终济。莫若阴有以去之，使人由知而不知，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是说：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却违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察觉出来，以至达到人民不怨天尤人，社会不发生动乱为妙。这里引出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是当人们还未认识到做某项事业的利益时，是不是等人们认识以后才去行动呢？那恐怕历史发展的进程要缓慢得多。历史允许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走在前面，带领未觉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在这当中，历史的潮流会裹挟着一些人前进。许多改革都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如果等到人们都觉醒，都统一了思想（所谓的），历史的机遇会一而再错过。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开始施行时，许多人转不过弯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中央下文件把这一策略推行下去，现在看来受益无穷。如果光照顾人的情绪，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另一种是“锦上添花”的方法，既能达到完成某项事业的目的，又能把事业进展中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策略地弥除，岂不更好吗？这是说，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多动脑，多想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体现原则策略，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于情于理都周到些，事情的结果会更圆满。
美国人耐尔·尺·斯威尼在《致未来的总裁们》中指出：领导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激励方式的选择。专制的领导发号施令，人们只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民主的领导同人们在一起工作；自由放任的领导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相当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工作。我们要做开明的领导，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不要强硬地施用权力，多做一些疏导工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人而爱人
毛泽东同志雅好历史，尤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他在阅读《南史·韦睿传》时，在“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属必须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兵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一段旁，写了一段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韦睿作风，就是吃苦在先、用人而爱人的作风，这是古往今来善于选贤任能的政治家们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
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能雄霸一方，手下人才济济，和他有这种作风有关。他和手下将领同甘共苦，对他们关心备至。大将吕蒙病重吋，他把吕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侧，常穿壁观之，不然，就“夜不能寐”。手下将领周泰出身寒微，被委以重任时，诸将不服，孙权借大宴群臣之机，让周泰解开夜衫，指着他身上的伤痕，不禁流泪说：“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划，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事乎？”众人皆感服他这爱人之心。
在当代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更能体现出用人而爱人之情。毛泽东非常关心身边工作的同志。1937年初夏，罗荣恒与林月琴刚结婚半个月，即奉命到前线。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找去，他开玩笑似地说：“你们新婚就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看对方没有什么情绪，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你也是送郎参军吗？”这些话使林月琴感受到了关切抚慰之情。以后，当毛泽东得知罗荣恒在前线患病的消息后，即电示他到医疗较好的新四军医院检查。不久，中央指示罗瑞卿到当时仍是国统区的上海继续医治。不料，中央来电刚到，毛泽东来急电：罗瑞卿身上有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以后数年，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健康牵念不已，多次催促诊疗，不时派人探视，写信问候。
“欲人之爱己者，必先爱人、《国语·晋语》当领导的只有用人而爱人，才能建立更融洽的上下级关系，才能增加下属的信任感和理解心，更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影响到周围的人。这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领导者，应对身边的同志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工作上创造条件，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役使”关系，那么，“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上下就会同心协力，把事业搞得更好。
也要“知人善免”
“知人善任”这句话容易为人接受，不外是“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唐·吴兢语）而提“知人善免”，似乎违反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不好为人接受。不过，当前改革中，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议一议。
在现实中，“官本位”的优渥对人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当了官可以稳坐铁交椅，只要不出大问题，无过，便是功劳，即使工作平庸，毫无进取，也保你在铁交椅上磨破屁股。一些人把单位搞糟了，把企业搞垮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官。而用人者偏不肯打破面子，总有些借口：“干这么多年了，没功劳还有苦劳”，“熟悉情况，老经验多”等。或因是老关系，有“根”子人物，以及有不可言明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于是，“宁用不才以旷世，不肯变例以求人（宋·包拯语）致使一些庸才尸位素餐，为官一任，糊涂一方。这类人你还指望他去改革吗？
要想成就一项事业，择人必善，尤其要搬开那些兴业不足、败事有余的绊脚石。任何明智之人都不会任用庸才误事。包拯是宋代名臣，他为官时，针对当时“居官者，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现象，向仁宗皇帝直言：“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他尤其主张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位无职”的官员，不论职位多高，即使没有什么过错，也毫不留情，坚决予以纠弹。他在知谏院时，曾上书弹劾做了七年宰相而又毫无建树的宋痒，认为他是“窃位素餐”，极不称职。包拯所为，是顺应时势之举。而我们在这不可逆转的改革中，尤需此种精神。对那些平庸无能、缺乏创新精神，打不开局面的干部，应坚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去，这是搞好改革的关键一环。
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旧有的观念，盘根错节的纠葛，势必阻力重重，需要拿出动真格的勇气。应该象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金庭柏提出的那样，敢于用“三铁”破“三铁”。所用的“三铁”是：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能有这种魅力，才能杜绝“无功者而禄厚，不能者而爵尊”的现象，使改革健康发展。
用人当举其所长
文坛上曾研究过一种“何其芳现象”，是说一些大作家从政后，其创作才华大减，连作者本人也为之喟叹。不由得想起南唐词人李煜来。
以作词而论，李煜堪称一代巨匠。据《唐音戊签》记：“煜少聪慧，善属文，性好聚书。”他一生写下许多悲戚哀怨感人至深的作品。以治国而言，李煜只是一个庸才，丢了半壁河山。宋太祖曾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岂为吾所俘也。”其实，作好诗的功夫未必能成为治好国的本领。有的人有学士才，未必有宰相器。这是因为人的气质、兴趣和修养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特长，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我们应选择发挥其特长的有所能，不强求不能发挥其特长的所不能，使每个人都能有所建树。生活中偏有逆于此理的，某些人在专业上一有点小名气，官帽就要扣到头上，仿佛唯此才尊重人才，使这些人学术问题钻研不了，政事又忙得焦头烂额，真是苦不堪言。
在我国，官本位的优渥固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未必能使每个人在精神上获得充实。在人生的座标上，每个人都应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欧阳修曾说：“凡人才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用等号联接管理才能和专业技术才能，这也是亟需改变的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