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祺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人有了一点过失，就应在思想上防微杜渐，做到”时见己过，刮磨砥砺。”如果认为过小无伤大节，不以为然，往往就会有大的患祸而至。过失由小渐大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即可促其向好的方面转变，也可向坏的方面衍化，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无思想境界处理好这个“小”与“大”的关系。思想意志薄弱、自我制约能力差的人，往往“以小恶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解。《周易·系辞下》）分析腐败分子走向堕落的原因，都是在这“小”与“大”的渐变中走向毁灭的。
战国时公仪休做了鲁国的宰相，因为他喜欢吃鱼，便时时有人送来，他一概拒绝，且有高论：喜欢吃鱼才不接受别人送鱼，倘若接受，理亏而枉法，枉法而失掉官职，连自己也买不成鱼了。这位公仪休很有点眼光，把“小”与“大”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它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注重眼前的小利益，而忽视身后的大得失，是愚蠢的事。好些人都不能领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深刻道理。
“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小”与“大”的道理很简单，又很重要，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要时时拂扫思想镜子上的灰尘，做到“胸中全无一点尘”，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画个光荣的句号
——廉政漫说之六
以前读宋朝诗人朱敦儒词，感其词有豪迈狂逸之气，后读《宋史》略知其人品。其早年“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曾几次被朝廷召见，都被他辞决。后经友人劝说“始幡然而起。”曾官至兵部郎官，两浙提典别狱。后来，被弹劾为“专搞异论”而罢职请归。可见其有高节。然晚年，“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喜亦好诗，於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少卿。桧死，敦儒也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逐，故其节不终云。”这位朱敦儒在宦海中几经浮沉，最后终因“老怀舐犊之爱”，为奸臣秦桧所用，在史书上落了个“晚节不终”的名。
在生活中，一个人做一阵子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人不容易。好些人前半生的功业不可谓不辉煌，然而到了晚年，放松了思想防范，觉得“船到码头货到站”，该享受享受了；或和社会上的“暴发户”去比较，觉得吃亏了，白干了大半生，于是产生象列宁描述贪婪的小私有者那样：“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不择手段地去谋取私利，为了子女的就业、升学、置家、出国，不惜践踏党纪国法。象花甲之年的海南省建设银行行长唐菊秋受贿被判刑七年，大丘庄前农工商总经理禹作敏被判刑二十年的教训都是令人沉思的。
孔子早就告试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对中老年干部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人要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光荣的句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还要离岗不离“位”，党员这个岗是没有退位的，直至“盖棺论定”。
老画家董寿平说：“人老之后，就要慎物绝缘，平淡天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如达到如此思想境界，不仅能保持晚节，也能颐养天年。
要过好子女关
——廉政漫说之七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高级干部推荐过《战国策》中《触詟说太后》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对子女的两种爱法：一种是“妇人之爱”，一种是“丈夫之爱”。
所谓“妇人之爱”，就是以子女个人利益为核心，时时刻刻去维护它，甚至不惜和社会利益及法纪相抵触。而“丈夫之爱”是把子女放在社会环境中锻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子”之法。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一些先达的模范行动，表现出高尚的情操。
后汉著名学者扬震，曾官至司徒、太尉等职，他的故旧见他家境不富裕，“子孙常蔬食步行”，劝他有权时置些产业，留给子孙，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林则徐也不愿留下钱财成为子孙的累赘。他留给子孙一副名联：“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曾国藩，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在教育子女上，却是有口皆碑的。他常告诫儿子奉公守法，不许子弟“恃父势”去结交官员。他告诫长子纪泽：“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个奢字，傲字。”又谕次子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不与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儿子应试前他谆谆告诫，”场前不可与考官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的儿孙后来都很有成就。
在现代，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要求子女严格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程度。他一生辛劳，积攒了大量财富，都捐给了社会，没给子孙留下一分钱。儿子陈国庆毕业以后进他办的工厂当工人，每月挣工资中最低的一等，而且是全部生活费用。他要求儿子和工人一样上工，三顿饭都在工厂里排队吃食堂。一次募捐，每人捐3元钱，陈国庆觉得实在困难，去求他父亲，被陈嘉庚坚决拒绝。他说几块钱对于我是太小的事。但我就是要从这些小事上培养你的自立能力。普通工人能做到的事，陈嘉庚的儿子就应该做得到。”
毛泽东更是教子的典范。
一九四六年，毛岸英从莫斯科毕业后回到延安，毛泽东把他送到枣园上“劳动大学”，与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做最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比一般老百姓吃苦还多。他对岸英说：“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抗美援朝时，他又象普通百姓一样，送儿子到朝鲜战场。岸英牺牲后，又长埋于异国他乡。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李讷，與从未沾过一点特殊的光。她也象普通中国人一样过日子，既要为柴米油盐和水电费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以致熟悉李讷的人说：“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辛苦了！”
前辈们的行为足以让上那些以权为子女谋的人汗颜，也足以警示我们，要过好子女关。
温公客位榜的启示
——廉政漫说之八
宋朝洪迈在《客斋随笔》中，曾记一则“温公客位榜”的故事：
“司马温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阙遣，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俱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所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筒分付吏人，令传人，光得于朝省众官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
温公，即宋朝名臣司马光。他以品行高洁、政绩卓著称道于世。据史料记载：“公於物淡然无所好，惟与德义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巳……。”这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淡然名利，保持清如水的品质，因而敢于向世人昭示自己的观点，让世人敦促自己的言行。
这篇榜稿，无疑是一篇自警自励自我约束的檄文。综为一点，就是要求身边的人以国家之务为重，议事处世，要出以公心，不得以私人关系来干预公事，谋取私利，这足以看出他的坦荡胸怀。他自信自己的行为“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地”，无须掩饰，无需掺杂任何杂念地把赤诚之心袒露给大家。象他这样位居高位的人公开严格要求自己，无疑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清朝康熙年间，也有这样一位重名节的督抚叫张清恪，他曾在自家堂前悬挂一张《禁止馈送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取一文我不值一文。”
由此看来，清正廉洁的人，都敢于公开让世人监督自己，因为他心底无私无欲，无欲则刚，要求起别人来，必然有说服力，有号召力，让他去管理一地，必然政令畅通，风气淳正。
当今社会，更不乏其人，其中犹以湖南省华容县县委书记陈满生提出的公开约束典型。不妨录之，与大家共识：
1、减办公用费。报刊杂志除自费的外，我的办公室只留两报一刊，其余全部谢退。属我办公用具，未经我许，概不更换新添。2、紧缩应酬往来。凡县内各类会议、活动，有需我参加者，口头或转达即可，一概拒绝请柬。无特殊情况，外来宾客，皆不陪餐。3、兴徒步简车。单个外出开会，若不属晚间赶程。不再专车接送，下乡调查，尽量搭乘客车。4、拒各类送礼。5、严亲朋好友。如有以我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之名，到县内各单位联系工作、交涉业务、寻求资助者，请均平等对待。万不可特殊优厚。若不从者，日后‘恩将仇报’，对有关人员从严处之。”何等磊落，何等光明！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敢于公开让群众来监督，事事以身作则，就会产生民服其德的效应。社会风气如风行草偃得到根本好转。
“玩物”不可“丧志”
——廉政漫说之九
人都有“礼乐滨纷极耳目之娱”的情趣。如何对待这“情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有的人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有的人则走向“玩物丧志”的极端。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很精于玩的民族，玩古董、玩蛐蛐、玩花鸟、玩山、玩水、玩麻将……好多人在玩中消磨了意志，历史上甚至有的因玩断送了国家的命运的教训。
南宋后主李煜，醉心于歌舞词赋，结果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只留下“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遗憾；宋朝宰相贾似道，在元兵围攻襄樊，宋朝就要灭亡的时刻，竟然还与群妾爬在地上斗蟋蟀；“暖阁才人笼蟋蟀，昼长无事为欢娱”，这是明人吴伟业写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玩蟋蟀的情形。朱瞻基是个昏庸的“蟋蟀皇帝”，他对珠宝及花木鸟兽等玩物追求不已，尤好斗蟋蟀，哪还有心思治理国家？至于“焚香鼓琴白昼静，吟诗瀹茗青春闲”，“放旷杯酒间“者，更不可胜数。连陆游这样勤奋的诗人，也曾因酒误事，发出“山寒酒过平时量，窗黑书亏半日功”的感叹。
古来贤者和有识之士，都把玩物和宴游斥为“邪恶”之道。孔子曾斥赌博、斗鸡等行为是“兼行恶道”。孟子把赌博斥为“五不孝”之一。
晋朝的陶侃告诫人们：“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